为四海之人道立极为世界之宗教立枢——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精神

唐君毅认为,儒学有宗教精神,但不是一般的宗教。儒学与所有人类高级的宗教一样,重视为人生求得一确定的安身立命之地。儒学中的自信精神,终将成为一切宗教的结局地。儒教即人之本心本性即天性天心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家之三祭中含有宗教意义。三祭中所表现的宗教精神依于一种返本报本的思想而立。三祭可使人的心灵兼具保存与创造之功。三祭否定原罪说,不是消极地求解脱罪苦,而是积极地报恩崇德。唐氏以宗教义理的会通作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消融各宗教间的矛盾与冲突,凸显了中国儒学宗教思想的特色。他不仅在儒学思想中找到了宗教性,而且把儒学作为人生的归宿。     

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力作——读王洪军著《中古时期儒释道整合研究》

<正>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史学研究中来,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思想史,无疑是对传统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和创新。又,从年鉴学派引入中国以来,不少学者都强调越过王朝更替,打破政权壁垒,将同一社会架构下的一大段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历时性贯通的同时,关注这个时代的经济、     

读《儒行》札记

《儒行》同见于《礼记》和《孔子家语》,应出于孔门弟子所记,并经整理而成,其成书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不过,《孔子家语.儒行解》与《礼记.儒行》相较,则更为原始。《儒行》对于理解孔子思想和原始儒学,是最为系统而完整的论述,理应得到学者的重视。     

“儒者”卫礼贤的文化使命:重估儒学

在20世纪初西方文化危机期间,卫礼贤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对于孔子和儒学的积极评价:他大量译介中国经典,在德国起到了拓荒的作用;他的灵活阐释,拓展了儒学的接受群体;他的中国立场,让西方封闭的话语场内多了他者的声音。卫礼贤复活作为道德宗师的孔子形象,彰显儒家对道德责任的坚守,令人信服地从西方视角确证了传统儒学的现代价值。他的跨界阐释让他得以克服专业局限,为上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对话做出了贡献。     

儒学私德论的起源及意义——基于东亚视阈的考察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启了近代以来关于公德和私德持续不断的学术讨论热潮。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概念的使用是受到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影响,所以东亚视阈是理解其思想的一种有效补充。基于这一视阈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与日本早期公德私德论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以积极性和消极性作为区分公德和私德的重要标准,并在此标准下将儒学评价为消极性的私德,不过梁启超仍然重视儒学的消极性作用。从《论公德》到《论私德》,梁启超言论活动的重心虽然从公德转向私德,但是他的思想结构并没有变化,即始终是在消极性私德的意义上重视儒学的价值。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关于建立全国省级以上儒学团体联席会议机制的倡议书

<正>2013年5月19日,全国首届省级以上儒学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杭州隆重召开,本次联席会议由浙江省儒学学会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共同发起,来自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地区的28家儒学团体的70多名儒学团体负责人参加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仁一致认为,当代中国儒学正处在走向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在儒学事业内部,就儒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儒学团体的一般功能、儒学研究和普及的方向等重大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已是当务之急。     

李约瑟的中国文化观

李约瑟思想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支点是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他于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化有精深的研究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历史背景 ,并对儒家的道德观、价值观极为尊崇 ;在评价儒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及贡献方面 ,李约瑟认为从总体方向上儒家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消极的 ,但是他同时注意到儒家思想对于科学技术实际存有的两种根本自相矛盾的倾向 ,并在具体层面上对一些重要的儒学思想家、儒学重要理念对于科学的影响和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