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

“情理”这一特殊范畴表达了儒学与中国化中一种情理交溶,以情为源和本,以理为鹄和用的特有化精神。基于传统社会的情理精神与现代理性精神是相冲突的,建立在情理精神基础上的人治传统更可能对现代社会的法治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     

从陈荣捷和杜维明看儒学研究的世界化

文章通过回顾陈荣捷和杜维明对儒学世界化所作的贡献,讨论了在儒学研究世界化过程中儒学的"原汁原味"与"新的色香味"的关系问题、儒学的独特性问题等,试图以点见面,从个案研究中窥视儒学的世界价值。     

董仲舒君权天授说的积极意义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界对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说大多持否定态度，因为其与现代政治精神格格不入。然而，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说是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应该同秦王朝的法家思路线和极端专制政治现实相比较。沿着这一思想路可以发现，君权天授说包含了对君权的道德约束，反映了士大夫政治精神。因而，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意义。     

开展儒学的深层对话

开展儒学对话,是文化思想交流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儒学的深层对话,实质上是哲学层面的对话.普及性的对话也是重要的,但是,首先需要探讨并提出深层的问题,这样才能推进儒学的交流与发展.譬如,通过仁学的深层对话,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其"殊途而同归"的道理,更能增强信心,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与自我认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为人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自我认同的精神家园.在儒学看来,人就生活在现实的人伦关系之中,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则是在现实的人伦关系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想建构.自我认同就是要认同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同时认同儒学人伦关系规范中为每一个个体自我所确立的地位、德性.儒学的自我认同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自我认同问题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子学和经学

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儒学意蕴新析

儒学称谓始于汉，“河间献王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儒学，简言之是指儒家的学问、学说的总和，进而追问儒学的主旨是什么?是指以周孔之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为对象，以求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所当然和所以然为宗旨，以仁礼贯通天、地、人为核心，以天人、义利、心性的融突和合为目标，以成圣为终极关怀的学说。     

开辟现代新儒学走向生活世界之路——关于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思想的再思考

徐复观提出的消解形而上学思想,以及由此而对熊十力诸师友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批评,力图改变重建形上儒学所导致的现代新儒学与生活世界越来越远的疏离,开辟现代新儒学由抽象的形而上学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之路,体现了现代新儒学开展的另一种方向。这一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对儒学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要求儒学在未来开展中处理好形上儒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康有为孔教运动刍议

19世纪下半期 ,康有为等发起了孔教运动 ,试图通过儒学的宗教化来改造儒学、转活儒学 ,实现重树儒学权威之目的。同时 ,他以新孔教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先导 ,借新孔教来推动政治上的维新 ,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孔教运动并没有因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退出历史。民国以后 ,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康有为转而全力推动孔教运动。孔教运动因与袁世凯等人恢复帝制的复辟活动相关联而遭到陈独秀等激进人士的强烈批判 ,并由此而衍生出彻底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     

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

当代的儒学话语是在清末经学解体以后,经过学科化知识形态的洗礼,用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来进行表达的一种“新学”,它同传统的儒学在形态上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本文考察了清末经学解体和儒学形态现代转换的过程,试图从晚清的汉家、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之步步演进,来揭示新学对经学的渐次攘夺和全面置换的学术史图景,以说明经学时代结束以后,儒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转型的急迫性,以及多种存活可能性之探寻的复杂背景,从而指出了史学的路向和观念史的模式在本世纪的儒学研究当中常相抗洁的根本性缘由。在描述了儒学形态发生现代转化的艰难历程之后,对当代新儒家的观念史取向和向哲学学科凑泊的必然性,做了同情的诠解,同时也指出了其所面对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