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晚清上海教育事业——以上海新教教会学校为考察对象(1840—1911)

随着近代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们由此获得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的特权,西方新式教育也以教会学校的形式在中国的领土上生根发芽。调查1840年至1911年教会学校在上海的建立与发展,基督教在华的教育事业不仅成为播撒"福音"的重要方式,也为中国西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教会学校由此成为晚清中国精英教育的重要部分,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句曲洞天:公元四世纪上清道教的度灾之府

上清道教在原始"洞"观念基础之上,进行了宗教式的建构,创造了具有阶段性特色的"洞天"理论。"句曲洞天"的核心是创生型宗教的"度灾之府",是建立在"末世论"基础上的"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的一种产物,与后世道教发展生成的"洞天福地"系统有相当程度的不同。     

憨山德清:圆融化一的佛道观

德清在以佛释老的基础上,实现了弘法护教的佛教理念,在思想认识上超越了宋儒对佛道二教的批评,为晚明的佛道会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正是德清佛道观思想的意义所在。晚明时期,士大夫中形成所谓"逃禅之风",甚至出现"士大夫无不谈禅"的局面。而佛教僧人也大多倡导儒释道的合一,     

晚清时期上海与文士治生

自晚清中外通商以来,上海则很少受到战争的破坏,江南的许多富商大贾、文人雅士避难到上海,或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中一些文士齐集上海治生和经商,一时成为前所未有的景象,出于各种原因从事治生或经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除了传统文人的教授生徒、谋职于书院以获得膏火银、游幕、出售书画作品、行医等治生手段外,还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色,如有的文人从事办报、翻译、买办等具有近代化特色的行业.有的不乏成为上海颇有影响的人士.     

走向民间的道派——上清灵宝东华派略述

上清灵宝东华派是南宋由宫廷走向民闻并兴起于浙江民间的道派.该派重视科仪的作用,并能根据民间需要对科仪进行改革,使其更适应百姓日用需要.该派著录的大批经典对明以后的中国道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曾将清代学术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将康有为和他本人归入第三期。然而广东学术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轨迹。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宋学占主导地位;随着学海堂的创建,汉学成为广东显学,并成为晚清中国经学研究的重镇。道光以前,广东虽治经学的不乏其人,但以《四书》为主,兼及《五经》。学海堂创建后,广东学者以《十三经》为其治经范围,且颇具乾嘉遗风。学海堂创建后,在晚清广东学坛上出现了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九江学派后来又分化出康有为一系和简朝亮一系。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简朝亮则与朱次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晚清中国乡村的公共道德生活探微

晚清时期,中国乡村公共道德生活基本延续着传统格局.晚清中国乡村传统公共道德生活格局存在着许多历史的局限性,但沉淀着中国千百年古老的道德文明精华,是近代化公共道德生活在中国乡村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点.     

憨山《庄子内篇注》成书时间辩疑

作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对老庄哲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和阐发,著有《观老庄影响论》、《道德经解》和《庄子内篇注》等重要著作。在佛教史和老庄注疏史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享有很高的地位。憨山作书一般都会有序跋等短文明确说明其著述过程及成书时间,但《庄子内篇注》却是个例外。许多学者在考察憨山《道德经解》与《庄子内篇注》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相似之处,引发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有学者提出《庄子内篇注》当在《道德经解》之前已经完稿,而于1620年"重述"。憨山大师虽然很早就开始以阅读笔记的形式对《庄子》进行疏解的工作,但是《庄子内篇注》在《道德经解》之前完稿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庄子内篇注》的真正完成时间当在1620-1621年间。     

《坛经》德清勘校本考

在《坛经》版本讨论中,德清勘校本《坛经》长期未得到关注。以数种新见《坛经》刊本为依据,文章明确了德清勘校本在明清时期有曹溪本、真朴重梓本、海幢寺本、鼎湖本等重要刊本,并经如皋刻经处最终定型为没有序跋的“曹溪原本”。根据《重刻法宝坛经凡例》,可以肯定德清勘校本原本署“门人法海编集”,节目有“品”字,经文称“惠能”而不是“能”或“慧能”,神会行迹见于“机缘品”而非“顿渐品”等。该刊本清代至今在《坛经》诸本中影响最大。     

入如来禅

师心好善善心渊,宿因旷作今复坚。与佛同生极乐天,观空利物来东边。目有神光顶项圆,王公稽首拜其前。笑谈般若生红莲,周旋俯仰皆幽玄。替佛说法近市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