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契嵩生平行迹考

北宋云门宗禅僧契嵩,生于宋真宗(997-1022在位)景德四年(1007年1月22日-1008年2月9日),圆寂于宋神宗(1067-1085在位)熙宁五年六月初四(1072年6月22日),世寿六十六,僧腊五十三。作为中国禅宗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代高僧,其生平行迹[1]却仍存有待厘清之处。本文拟以契嵩传记和其他旁涉材料为中心,考证契嵩生平行迹里存在的若干问题。     

唐代神僧万回考论

神僧万回生活于唐代贞观至景云年间,当世即多传其神迹,唐时碑文、诗歌、笔记中已有较多记载,其身后不久即被充分神异化。至宋代,万回形象发生变异,因战乱背景下其"万里而回"的特异功能满足了民众渴望团聚的心理需求,于是被民间神化为"和合之神",崇祀甚盛,至明代其信仰则被寒山拾得的"和合二仙"取代。万回其人其事并成为一种文学典故与形象,在诗、文、词、小说、戏剧领域均有表现。     

《大宋僧史略》直笺

《大宋僧史略》,略称《僧史略》,三卷。北宋咸平二年(999),右街僧录赞宁奉敕撰定(卷题下有“咸平二年重更修治”的小注)。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四卷。     

慧远与中国佛教僧制建设

慧远大师是中国早期佛教界的杰出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庐山僧团成为东晋时期南方佛教的中心,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慧远继承和发扬道安创设的僧制建设,以僧制管理僧团成员,使整个僧团戒行清净、和合共处,成为模范僧团,为后世僧团内部管理提供了成功范本。僧制不同于戒律,制定者主体具有多元性,内容上既参照了戒律条文,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生命力,一经开创便广为发展,成为各大宗派竞相效仿的僧团管理模式。慧远进行的僧制建设解决了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正果法师纪念馆开馆典礼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正果法师纪念馆开馆典礼和纪念正果法师诞辰９０周年暨圆寂１５周年法会。正果法师纪念馆的建成和纪念正果法师诞辰９０周年暨圆寂１５周年法会的举行是在四川省各级党政主管部门和各级佛协组织的关怀、支持下,在寿宁寺和佛教界内外有关人士的辛勤努力之下实现的。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四川省各级党政主管部门和佛协组织,向中江县寿宁寺以及所有为此次纪念活动做出了各种贡献和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教内外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正果法师１９１…     

担当——中国美术史上的巨匠

担当(1593—1673),俗姓唐,名泰,字大来,云南省普宁县人,滇西佛教名山鸡足山僧,法名普荷、通荷,号担当,意为能够担当佛家之重担。担当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书画巨匠、大诗人,与同时代的清初四僧(渐江、八大山人、石溪、石涛)齐名,而艺术水准比四僧毫不逊色,被推崇为诗、书、画三绝的大师级的历史人物。     

1976年以来中国佛教研究概述

1976年以来,中国佛教学术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就中国佛教研究的基本状况、新的进展和特点概述如下。一、中国佛教研究的基本状况中国佛教是一门具体学科,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若干学科互相渗透,密切联系。十多年来,广大学术工作者关于中国佛教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论文集和资料书。1、专著方面:有关中国佛教通史的有吕澄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79)、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卷(1981—1985)。     

高丽《大觉国师碑铭》校释

大觉国师是高丽的一位享有盛誉的高僧,佛学造诣甚深,对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俗姓王,名煦,字义天,后以字行。他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幼“超悟”,读书“精敏若宿习”。十一岁出家,学习华严教观,兼及大小乘经、律、论和各种章疏等。又以余力攻读“外学”,对仲尼、老聃之书,子史集录百家之说,也都“玩其精华”,“寻其根抵”。见闻渊博,     

再谈后周世宗的佛教整顿

周世宗的佛教整顿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三武灭佛"不同,周世宗无意灭佛,其整顿主要受到唐五代打击民间寺院政策的影响,重在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与控制。就整顿措施的实施情况而言,有敕额寺院基本得以保留,无敕额寺院也并非一概废毁,如果"建置年深"并得到地方长官支持也可能存留。此次整顿沙汰僧尼达半数,废寺三万余所,但不少寺院当毁未毁。周世宗的佛教政策在宋初得到继承,并推广全国,由此确立了政府对境内佛教的完全控制。     

乾隆朝废除度牒的原因新论

清人俞正燮推断,"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改革是乾隆朝废除度牒制度的原因,学术界至今沿用此说,似成定论.在界定度僧、僧籍及度牒三个重要概念,梳理并剖析乾隆朝度牒制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摊丁入亩"是废除度牒制度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是外因(四个条件)之一.度牒制度被废除的内因是乾隆帝利用该制度裁减僧人所导致的五个矛盾.内因(五个矛盾)和外因(四个条件)结合起来才是乾隆朝废除度牒制度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