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的心性道德修养论探析

全真道吸取儒佛之精华,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心性道德修养理论和方法。本文探讨了全真道心性修炼的道德蕴涵;修炼心性道德的重要作用;心性道德修养的方法及心性道德修养力图达到的理想境界。     

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

本文试图对朱子关于心、性的结构及其关系的学说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按照传统理解,朱子属于理学,阳明属于心学;在理学中心、性是分离的,而在心学中心即是性。这种见解大体不误,能够揭示两派的特点。可是,也有一些当代学者称朱子哲学为心学,如中国的钱穆先生、美国的狄百瑞     

“清净”与“清静”

一、"清净"与"清静"探讨"清净"的话题,首先我们应懂得"清净"这个词的意义。从字面上看,"清净"可以解释为"清洁纯净";"清静"可以解释为"纯正恬静、安静和宁静"。"清净"最早出现在文子所著《道原》:"真人体之以虚无平易,清净柔弱,纯粹素朴,不与物杂,至德天地之道,故谓之真人。"《本际经》也说:"无染无秽,是名清净。"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没有被污染,达到洁净的程度     

从象山三解“艮背”看其心学义理之展开

象山之心学,可以其三解"艮背"之说为纲,来揭示其义理的具体展开。其一解乃是批判伊川所解"艮背",实则初步提掇己学之规模;二解乃借批判程朱欲起说从而全面展开其心体,在本体论上去程朱道体直贯性体而代以直贯心体,否认性体之存在;在欲起说上截断程朱"天理—人性—心感物—情欲"之体系,而代以病在人心之说;在工夫论上以"辨志(义利之辨)—复本心—辨志(立其大)"之体系取代程朱"变化气质"之说;三解则以"任理"对其独任心体之弊予以修正。     

形上与本体的相逢——中国形而上学建构的历史与问题

现代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建构经历了于中国哲学中寻找形而上学,认识到中国形而上学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特别的文化意义,融会中西思想综合创新,反对中国形而上学观念等环节.现代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包含了两个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一是中国思想中本有的道论是不是一种本体论?二是中国古代的本体论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是什么关系?只有将中国本有的...     

从古“仁”字到孔子的“仁学” ——“仁”的原始与变迁及其道德性的构建

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三代以来仁字字义内涵变迁的过程有着密切关系。仁字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并使用,但其道德性内涵并不明显。直至孔子,仁的道德内涵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逐步向表达人之道德性根据的概念范畴演进。前孔子时代的仁,从指涉人之美好气魄到多才多艺能事鬼神的能力再到与人的品质行为相关的评判标准等,历经多重内涵的发展。受了三代以来思想变迁的影响,仁经由孔子的转化和改造,终于确立了其道德本体性的地位,奠定了核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     

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以退溪辨斥为主北大核心CSSCISSCI

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著名朱子学者,被称为"朝鲜的朱子"、"东方百世之士"。他是严正而系统地辨斥阳明学的第一个朱子学者,拉开了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本文首先分析《传习录论辩》中的"至善"论辩和"知行合一"论辩,检讨李退溪辨斥阳明学的具体内容。然后采用"庄敬本体"和"悦乐本体"的图式,说明李退溪排斥阳明学的原因。退溪认为,根据朱子学,可以实现他所想的为圣之学,故反对阳明违背朱子的格物说而建立"心即理"。尤其是,退溪以庄敬心体反对阳明的悦乐心体以为放荡,"类禅"。这样,阳明学被退溪学激烈批判,在韩国迟迟不振,几乎没有机会给韩国儒学添加悦乐本体的传统。     

评述基于认知加工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认知加工研究范式是第二语言习得内在因素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它代表第二语言习得向计量研究发展的方向。这一范式注重研究习得动态过程,不仅关注学习者习得什么和为什么能习得,更关注学习者是怎样掌握目标语规则的过程。除了计量研究特点外,该范式还从语言本体研究范式合理吸收了有关理论和方法,这些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都具有借鉴意义。     

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朱尔斯·汤森《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一文评介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朱尔斯·汤森(Jules Townshend)于2004年4月在英国政治学学会的年度会议上宣读了"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一文,该文不仅条理清晰地分析了本来并非清晰的德里达的解构思路,同时在回顾十年反响的基础上,指出了德里达解构的意义和局限性即德里达对"幽灵"的解构有助于我们从坏的"幽灵"那里解放出来;不过德里达在解构幽灵的同时同样被幽灵所困扰.本文通过对汤文的评介指出我们从德里达的解构中能够获得从传统思维方式中难以获得的启示,从而拓宽和深化我们的研究视野,从存在的历史境域中理解事物的发展,在真的追求中研究时代中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政治伦理：“以德治国”的本体定位

德治本体问题是对“以德治国”的形而上追问,我们必须时“政治伦理”作为德治的本体定位进行探究,才能为“以德治国”提供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