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的先驱地位与贡献

本文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的先驱地位与贡献：留德跟冯特学习实验心理学,奠定了专业基础;扶持创建我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和第一个心理研究所,奠定了组织基础;关于心理学性质与方法之思想,提供了方法学基础;重视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推动了儿童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文艺与美育心理之思想,开了我国现代文艺与美育心理学之先河;主张西方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心理学研究仍有指导意义。     

康德道德研究中道德规律与道德史的内在矛盾

康德从抽象的个人建立道德规律,与他所谓的人类的道德史相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团体、社会性与集体思想作为个人先在的规定性与责任与道德的源泉。     

心灵返朴与生命归真——《道德经》养生思想管窥

道教的养生术滥觞于《道德经》,其养生思想和方法博大精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古及今注疏《道德经》者对其养生思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     

论道德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正确认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关系到对整个马克思思想及其贡献的理解。针对中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种种不同看法和误解,本文认为,伦理道德是马克思一生学术实践所关注的,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灵魂,自由与解放则是马克思道德研究及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主旨。     

论无产阶级的反讽

这个专栏的意图在于,通过几位作者、译者的努力,提醒人们对马克思与浪漫主义关系的重思,对古典反讽、浪漫反讽和马克思的反讽异同关系的重思。这个问题在国内学界很不受重视,或者被当作马克思不成熟的表现,把浪漫主义视为负面的、招致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东西。维塞尔在《马克思、浪漫派的反讽、无产阶级》一书中力图纠正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统看法,陈开华特意节译了该书第五章,以凸现“反讽”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我也提供了小文一篇,力图阐明马克思试图扼制虚无主义时从浪漫主义处寻求的思想资源,并在告别了意识内在性之后仍保留和改造了另一种内在性:价值内在性;而它与浪漫派的反讽存在密切关系。罗晓颖的论文则针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了理解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而对苏格拉底反讽广泛涉猎的事实,以《游叙弗伦》篇为例对苏格拉底的反讽作出自己的分析,这对理解马克思的反讽,理解古典反讽与现代反讽的关系与区别,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很值得阅读。     

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道”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 :一、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 :“道始于情 ,情出于性。”此处之“道”即儒家所说的“礼” ,文献中儒家常常将礼乐制度称为“道”。《管子·心术》亦云 :“礼者 ,因人之情 ,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道”亦同于“易” ,《礼记·中庸》云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即《周易·系辞》云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易、变同义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施》云 :“变谓之情。”此与简文云 :“道始于情”相应。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 :“道四术。”此即《冠子·博选》中的“道凡四稽。”亦即《老子》中的“四大” ,相似议论还见于《管子·山权数》。     

中国古代辟疫思想的当代启示

通过对以未病先防为主导的中国古代主要辟疫思想及方法的回顾与思考,探讨了其对今天传染病预防的参考价值。认识到在当代传染病预防工作中,借鉴中国古代医学的思想与实践之精粹或许可为当代新发传染病的防治另辟新径,以期能对现代传染病的预治有所启示。     

先秦稷下学宫黄老思想与中医理论形成的相关性探讨

运用文献学及史学方法,从精气学说、“无为”思想和辩证思维等方面,探讨黄老思想对中医气一元论、摄生思想、整体观及辨证思想形成的影响。认为黄老哲学使零散的中医学理论系统化、规范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老子》、《庄子》等道家(教)文化典籍中“清净无为”的人生哲理及“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是古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对现实生活至善的追求并与传统伦理不断融合,使得中国佛教善恶观及劝善理论特别丰富。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其社会功能也就趋向劝善化俗之道,即以通俗的教化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     

“申不害术家说”再认识

申不害思想与黄老之学在许多方面确有相通相近之处:在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上,“道”为两家思想的最高范畴,并且凸现出同样的“前概念”先天缺陷;在政治学领域,二者都高标“名实之辨”,但尚未上升为形式逻辑学的认识对象;二者又都崇尚“因循”、“无为”,与原生道家立足于“天人关系”之上的意蕴已大相径庭。但是,申不害并不是一位黄老思想家,其根本分歧在于:黄老重法不重术,申不害重术不重法。申不害思想的性质是“术治主义”,相韩十五载躬行的是“术治”。因此,申不害既不是法家,也不是黄老思想家,而是术家,是术家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