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河流伦理促进人水和谐

河流伦理是在当今黄河等中外河流面临空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拓展到人与河流的关系中,从多维视角论证了"河流是有生命的",扩大了道德共同体,从哲学层面确立了河流新的价值尺度,提出了河流的基本权利,建立了人类与河流的新型关系,明确了人类开发利用河流的基本原则,同时论述了河流伦理与河流立法的辩证关系以及河流立法的法理特点.构建河流伦理的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提高人们对于河流生命的科学认识水准;二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河流生命理念进行培育和弘扬;三是改善调控管理,推动流域由单纯治理向有机管理转变,从而为实现人与河流和谐相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因素与干预策略：基于自我概念结构三元整合假设的新视角

自我概念清晰性是个体对自身看法感到明晰、确信、内部一致和跨时间稳定的程度,它影响广泛,但现有研究缺乏对其影响因素和干预策略的理论整合。受低自我概念清晰性源于自我概念结构整合困难启发,本文提出了自我概念结构三元整合假设,将自我概念结构整合分为跨经验抽象整合、跨场域共时整合和跨时间历时整合三方面,从这三方面剖析了如何降低自我概念结构整合难度,并基于此梳理了影响自我概念清晰性的环境因素（外因）和个体因素（内因）。本文为理解自我概念清晰性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为自我概念清晰性干预提供了“路线图”。     

习性：“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释力”——布尔迪厄建构的结构主义神话

文化特权的再生产始终是布尔迪厄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中心问题之一,"习性"作为其基本的理论范畴,揭示了社会的区分化过程,特别是同社会制约条件以及社会场域的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同质关系".他的思想是新颖的,观点是鲜明的,论证是复杂的,路径是迂回的.普遍的看法是,习性作为他权力场域的"核子",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释力或者说能量.与普遍理解不同的是,习性是多余的,不仅没有帮助他凿挖到险境的机锋,反而损害了其观照的敏锐性与直击力.     

当代凉山城镇彝族毕摩、苏尼现状调查——以美姑、喜德县城为例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城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彝族人从乡村举家迁到城市,其中也包括彝族的专职神职人员毕摩和苏尼。本文在对游离于城市边缘、行走在城镇的彝族毕摩、苏尼田野调查基础上,试图分析从神圣到世俗化整合的外在原因与内在动力。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调适。游离在城市中的毕摩和苏尼,主动拓宽了自己的宗教场域,这种彝族宗教文化的变迁与适应是传统文化遭遇现代化、城镇化变迁中的必然现象。     

贫困损害儿童执行功能的作用机制

贫困儿童往往表现出较差的执行功能,贫困的长期危害甚至持续到成人期。为揭示贫困与儿童执行功能弱化之间的作用机制,已有研究分别从行为、生理和脑层面开展了探索。本文沿着行为-生理-脑的内在联系与思路,系统地梳理了有关单一风险、累积风险、剥夺性风险、适应负荷以及前额叶结构和功能等内在机制的最新研究。最后提出未来研究可以关注贫困对儿童执行功能某些成分的塑造、聚焦剥夺性风险因素的作用机制、开展适应负荷生理机制和相关脑区激活的认知神经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以构建行为-生理-脑的整合框架,进一步拓展未来研究领域。     

清真寺文化场域的资本转换及其对策思考

清真寺文化场域以其独有的话语系统、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等动员并动用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为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社会资本,形成清真寺场域资本转换模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影响力,并导致清真寺功能发生了衍变；对清真寺基本、衍生及变异等功能做评估,旨在深入思考全球治理中的“伊斯兰因素”,并回应“伊斯兰与全球化”这一重大现实命题；中国清真寺在其发展中积累了“爱国爱教”与“以寺养寺”等经验,在“政教分离”原则下形成了中国清真寺基本发展模式.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特提出中国清真寺发展观,建议在寺管会管理框架下采用“功能分层管理”,推进我国清真寺管理的制度创新.     

环境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学研究视域转换与当代价值

以时间和标志性事件为参照标准,环境心理学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北美兴起。纵观环境心理学发展脉络,其研究主题随时代发展而发生流变。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心理学家关注环境污染     

大草大花大佛

一群上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在宿舍楼前面的挡土墙上涂鸦,孩子们画了很多童趣盎然的花草树木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还题了字。其中一行颇有些歪扭的字,让人眼前一亮,字曰:大草大花大佛。孩子们写这6个字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无法得知。也许,他们只是随意而写率性而为,其中并没有蕴含成人们刻意要去寻     

东岳真形图的地图学研究

姜生在《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道教经典中的五岳真形图隐藏着唐以前道教地图学的独特成就。东岳真形图内,泰山的山体、山峰、山谷、洞穴、河流水源、登山路线、物产等多项内容,均以地图符号或注记方式,不同程度地得到近乎地理实际的技术表达,构成比较准确的泰山区域地形     

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accommodating explanation)的生产和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