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还是“美德”——中国语境下“公民美德”概念的适用性考察

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西方公民美德传统被日益挖掘出来,作为分析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参照点。考虑到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将公民美德从语义学角度拆分为公民与美德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会巧合地发现西方的公民本位传统与中国的德性传统的分殊。在中西方不同历史镜像中触摸公民与美德的原初旨意,便成为在中国语境下考察公民美德概念适用性的逻辑前提。在现代化反拨境遇下,中国的美德传统日益让位于公民实践的吁求,但由于公民理念的内在价值缺乏在社会之中的深度嵌入,致使当前中国准公民、伪公民、拟公民大量存在。公民的美德化与美德的公民化则为公民美德力量在当代中国真正发挥效用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情境主义的谬误——对美德概念实在性的消极辩护

根据经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某些持有情境主义观点的伦理学家主张,人们并不拥有作为品格特征的美德,因为品格特征没有对应的心理学事实,不具有实在性。伦理学中情境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情境主义实验方法;情境主义者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推理;情境主义者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概念的理解。然而,它们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某些错误,所以他们对美德伦理学美德概念实在性的否定是不充分的。     

生态文明视阈下的经济伦理与社会发展——第19次中韩伦理学学术研讨会暨第五次全国经济伦理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经济伦理与社会发展是中韩两国伦理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2011年4月15日至17日,由中国伦理学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上海市伦理学会承办,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后援的第19次中韩伦理学学术研讨会暨第五次全     

儒家伦理与腐败问题

有人认为,儒家伦理是腐败的文化根源。本文针对这种观点进行驳难。首先,在述旨部分,就这种观点所涉及的儒家经典中的三章(《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章、《孟子·尽心上》桃应问曰章和《孟子·万章上》象日以杀舜为事章),本文陈述了历代注解中最值得重视的看法,以此作为分析相关问题的根据。其次,在析理部分,就持论者对这三章的过度诠释,本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应当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而非从义务论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思想,质言之,这三章都应当从行乎中道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从抽象原则的角度去理解。最后,就持论者持论的不同层次,本文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圣人腐败论、伦理原则腐败论和文化心理腐败论是持论者持论的三个不同层次。前两个层次的漏洞比较明显,因此反驳也比较容易。比较特别的是第三个层次。通过对文化心理腐败论的仔细分析,本文指出,认为儒家伦理是腐败的文化根源的看法实际上以大公无私的观念为基础的,这可能是持论者自己没有意识到也不愿意承认的一点。相比之下,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公不废私的思想则是一种更为平实、更值得欲求的伦理观念。     

“看”与“炫”的快舞——视觉化时代形象消费与形象展示的美学解读

法国思想家委瑞里奥发现,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导致速度的提高,速度已成为当代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因素。随着视觉技术的进步,当代文化正在快速视觉化。视觉化,标示着视觉性(可见性)渐成为文化的主导性因素。今天,视觉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形象化,形象(图形、影像、视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越界、殖民。在此背景下,看和炫的美学意义凸显,看本身成了形象消费,炫本身就是形象展示,在技术和欲望的作用下,看和炫快速互动起来并创造了一个生机无限的形象世界。在快看与快炫中,应守住人本底线,提高审美境界,才能抵御住形象的暴力。     

现代人为什么不重视美德

现代人重视权利而不重视美德。必须通过对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之历史转变过程的全面考察,才能理解现代人为何不再重视美德。现代性有强烈的去道德化倾向。现代政治、经济和科学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去道德化倾向。正因为如此,道德"场"大为弱化。人们觉得不需要过多的美德,过多的美德是浪费(品质浪费),这是现代人不重视美德的内在原因;现代社会不容有太多具有美德的人,这是现代人不重视美德的外在原因。     

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

消费主义价值观是把消费看成是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的价值观,消费主义价值观提倡超前消费、炫耀性消费.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对于经济发展以及人的价值的实现都有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提倡健康适度的消费价值观.     

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由对立互竞到协同互补

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美德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的对立互竞。这种对立局面导源于对立双方理论动机上的共同错误:单极化企图以及对伦理学限度的认知不足。现实道德生活是多样化的,这就决定了伦理学必须采取多元化的基本概念。因此,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的协同互补将是规范伦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道德与美德辨析

功利与道义、责任与义务、规范与自由、必须与应该、他律与自律等等,一直是伦理学难以达成共识的根本性问题,追溯其根源,却缘于道德与美德相混淆。因而,辨析道德与美德而使之各归本位,这是推进伦理学前进的认知前提。客观论之,道德属于他律,是人人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所以,道德是功利的,它以自我利益持守为出发点,以权利与责任对等为基本原则,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直接目的。道德是美德的基础,因而,美德属于自律,是对道德的卓越,是人人应该响应的社会倡导,所以,美德是道义的,它以自我利益放弃或超越为起步,以无私利他为基本准则,以履行责任之外的义务来增进他者利益为展开方式,以实现个性张扬和精神自由为直接目的。     

Justice and Civic Friendship： An Aristotelian Critique of Modern Citizenry

Modem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ists make a sharp separation between justice and civic friendship, arguing that justice deals with the fair terms of co-operation in the social sphere whereas civic friendship is about an individual＇s contingent affections in the political domain. In addition, they also argue that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must determine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civic friendship in modem liberal society. Even though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above view can be traced to the writings of Immanuel Kant （2007）, John Rawls provides us with its most cogent formulation in recent times. In his book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Rawls argues that the considerations of right are prior to the considerations of good; therefore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must determine the limits of civic friendship. Against RaMs, I argue that justice and civic friendship are intrinsically connected and that they cannot be separated in experience. I draw upon Aristotle＇s theory of virtue to strengthen my arguments. Following Aristotle, I show that both justice and friendship are virtues and that all virtues hold together. The Aristotelian coherence of virtues, I argue, can be useful in redefining the obligations of justice and civic friendship in contemporary liberal democra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