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者的技术责任

现代消费是以技术为主要对象的消费,消费者是技术的重要主体,因而也是技术的责任主体,消费者应通过负责任的消费为技术承担生态责任、社会伦理责任和促进技术健康发展的责任.     

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照,立足人道主义,反对以单纯保护生态为目的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企图转嫁生态矛盾的生态帝国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要想摆脱已经上升为人和自然之主要矛盾的生态危机,不仅需要建立“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倡导“劳动闲暇一元论”和日常生活的“简朴主义”,根除虚假需求,克服异化消费,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和管理科学化,变控制自然为解放自然,提倡技术为全人类服务,使生态学充满人道主义,而且需要根除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动机,杜绝独裁主义的政治和生产逻辑,反对技术法西斯主义,最终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非极权的、更易于生存的、以实现生态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稳态社会主义”。     

重温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命题:反驳与辩解

本文通过对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命题及其反驳与辩解的分析,揭示了道德哲学领域中三个重要的问题:人类道德行为是否只受理性的支配;道德哲学要不要涉及实践领域;能否在价值领域建立可靠的知识.     

基于自身短期与社会长远利益两难选择的绿色消费机制

环境恶化及消费对环境的巨大影响,使得顾客进行绿色消费的意义重大而深远.企业希望能够掌握绿色消费的特点和机制,从而能够拉动绿色需求.绿色营销研究多针对企业,而针对顾客的研究甚少.为数不多的绿色消费研究甚少关注顾客在进行绿色消费时在自身短期利益与社会长远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对绿色消费机制的研究也很缺乏.本研究试图从该两难选择入手,使用自我控制、利他行为、自我构建等理论,采用实验方法,从顾客的视角来研究个体因素、文化因素与情境因素是如何通过影响“关注长远利益”、“关注社会利益”,从而影响绿色消费的,并研究这两种机制的边界条件、冲突及自我构建对自身短期利益与社会长远利益两难选择的调和.     

论行政美德及其实现路径

行政美德是指公共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品质或人格特质。行政美德可以从理智美德、伦理美德、道德美德和性情美德四个方面细分为行政智慧、行政忠诚、行政诚信和行政廉洁,我们要防止将行政美德碎片化,要注意其统一性。由于民众对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始终充满着期待,因此践行行政美德是捍卫行政荣誉的唯一途径。     

制度成就公民美德:威尼斯共和政体运作的道德效应

威尼斯共和政体的制度运作具有一定的道德效应.首先,宪政法治这一共和政体的根本制度成就了共和公民爱法律、爱共和国、勇于奉献、投身于公共利益、审慎、节制、简朴等一系列基本美德;其次,混合制衡的基本组织制度成就了作为执政者的公民在君主气质、贵族气质和平民气质上所具有的特殊美德;最后,选举制度和任期制度则成就了公民在参政过程中防腐拒变的美德.     

一棵树什么最重要

一日,禅师问他的弟子们:一棵树什么最重要?弟子们有的说是枝,有的说是叶,有的说是花,还有的说是果。他们还各自说了一通各自重要的理由。而禅师却说":无论是枝叶,还是花果,都是看得见的表像,表像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那一棵树什么最重要呢?"弟子们问。"根最重要。一棵树没有了根,就会死亡。"禅师说",但根却长在我们看     

先天德性论如何应对情境主义的挑战

面对情境主义者对美德存在的挑战,美德伦理学家的应对可分为先天德性论和后天德性论两派。后天德性论的劣势在于需要放弃部分关于美德的承诺,但是先天德性论对情境主义的既有回应也存在缺陷。一个完备的来自先天德性论的回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说明情境主义者所谓"善行"与美德存在与否是如何不相干的,二是以不依赖于经验证据的方式论证美德存在。     

守望道德的底线 ——评杨峻岭教授的《道德耻感论》

20世纪80年代,伦理学研究恢复伊始,学者们的研究大都围绕道德的本质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伦理学研究全面铺开,不仅关于伦理学基本理论取得了诸多成果,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现代西方伦理学等多方面的研究都成果颇丰,同时,经济伦理、环境伦理、政治伦理等应用伦理研究也逐渐兴起,并迅速发展,乃至成为伦理学研究的主流。盘点以往三十多年的伦理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学     

世俗性与功利化:消费视角下的宋代佛教新发展

宋代佛教从高深的义理之学转而成为大众的实用之学,它广泛深入到民众生活之中,信徒扩展至官僚、士大夫、地主、普通市民、村民以及商人等社会各阶层。佛教信仰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心理活动,更外化为信徒们参与的各种佛教活动,而这些活动在本质上多属于一种消费行为,具体表现为购买放生物、购买或刊印佛经、塑造神像、修庙建塔、做佛事、转轮藏和其他布施行为等。在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宋代的佛教信仰消费也具有了世俗性、大众化的特点,同时,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色彩渐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