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在社会比较的视角下探讨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消极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和社交焦虑的调节作用。采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问卷、消极社会比较问卷、社交焦虑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问卷对798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社交网站使用通过消极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青少年的幸福感;(2)该间接效应受到社交焦虑的调节,相对于低社交焦虑的青少年,高社交焦虑青少年的社交网站使用诱发更多的消极社会比较。     

罗尼·佩弗“激进的罗尔斯主义”的社会正义论

罗尼.佩弗(Rodney G.Peffer)是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重构马克思的正义论,并且利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修正了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了他后来自称为激进的罗尔斯主义的社会正义论。对于当前致力于建构社会正义理论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佩弗的社会正义     

国际宗教人权文书在中国的实践

我国政府在制定法律特别是宗教事务部门在起草宗教法规时,注意加强对国际人权文书中涉及宗教内容的了解和研究,并在宗教立法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合理吸收,在制定宗教行政法规时受到了国际人权文书中相关内容正面和积极的影响。     

自由主义权利政治观的颠覆与重构——从查尔斯·泰勒到艾利斯·杨

当代世界政治道德实践的显著特征在于文明的差异所表现出的文化与价值的多元共存及其冲突,由此造成了人类政治生活呈现出多元性与共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某种辩证相关性并始终贯穿着普遍主义政治与差异承认政治之间的联系及其悖论逻辑。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查尔斯·泰勒颠覆了以往的被自由主义程序性正义所压抑的善与认同之理念,重构了以认同观念的本质性理论为核心的构成性的善与承认的政治权利理论。而艾利斯.杨通过对查尔斯.泰勒权利政治理论的批判继承,发展了一种以差异的关联性理论为核心的差异政治权利理论。他们以差异承认的正义构想颠覆与重构自由主义权利政治观,为社会正义的实现寻求可能的路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权利保障问题探析

保障农民权利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目标的关键,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条款内容的自然延伸。文章对我国农民权利保障存在严重缺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障农民权利问题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对策性意见。     

日本安乐死立法之考察与研究

日本成文法律目前尚无关于安乐死的明确规定,但是一些典型的判例已经对安乐死合法的条件做出了界定。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多数能够接受消极安乐死,但是强烈反对积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的杀人罪行为,但是量刑较轻。     

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幸福感关系研究

研究探讨了网络成瘾与大学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大学生网络成瘾者的幸福感。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方式降低其幸福感。社会支持提高了大学生网络成瘾者的幸福感。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权利观念——对弗雷德·米勒的批评性回应

弗雷德·米勒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自然、正义与权利》一书中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中存在个人权利的观念,宣称亚里士多德的语词表达可以对应霍菲尔德的权利逻辑,亚里士多德关于公共善的温和个人主义理解也支持个人权利观念。然而,米勒的这两个论断都站不住脚。实际上,霍菲尔德的权利框架不能成为所谓客观的参照物,其运用使得具体制度和实践支持下的公民成为仅仅符合逻辑联系的个体。亚里士多德关注的并不是受法律和制度保障的个人权利,而是公民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活动的公民权利,以及使得公民能够参与公共议事活动的政体和法律制度安排。     

积极领导的消极效应：研究主题、分析视角和理论机制

在领导力研究领域, 积极领导力通常被视为提升组织、团队和下属产出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 上述观点却不断受到质疑。在此背景下, 积极领导力潜在的消极效应日益引起关注, 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前沿课题。从现有的41项实证研究来看：(1)在研究主题上, 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变革、授权、道德、包容和仁慈等行为导向和领导-下属交换等关系导向领导风格的消极效应, 涉及对下属、团队和领导自身三类主体的消极作用; (2)在分析视角上, 主要包括两大类——构建兼具“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模型和单纯只考虑某一领导风格潜在的“消极效应”, 前者可以细分为三类双刃剑效应和两类非线性效应; (3)在理论机制上, 积极领导风格的消极效应可以用社会认定、社会交换、精神分析、认知加工和资源相关理论进行解释。未来研究可着重: (1)形成一个系统解释积极领导消极效应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或模型; (2)从领导类型、消极效应表现和作用机制方面进一步进行实证探讨; (3)挖掘积极领导消极效应的边界条件和破解因素, 为实践应用提供启示; (4)开展跨群体和针对特定群体的探讨。     

论"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界限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求真"。因此,科学研究不应该有"禁区",人们不应该武断地禁止有关"基因编辑"的科学探索。但是,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必须以不侵犯人们的"权利"为限制,对科研成果的应用必须以是否增进人类的"福利"为判断标准。这是科学研究的伦理界限。基于此,"基因编辑"的相关研究应该被允许,但其具体的实验过程和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都必须遵循"不侵犯权利"和"增进人类福利"的伦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