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何以为"一切德性的总括"——亚里士多德公正观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既是道德德性的一个类型,分有道德德性产生及其演变过程的显性特征,也是一切德性的总括;其中,总体的公正通过对法的遵守在规范的来源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具体的公正通过对外在善的适度标准的把握从判断标准和目标追求两个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亚里士多德对公正与道德德性、公正与适度以及作为守法的公正与作为平等的公正等关系问题的讨论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贯穿其中的是基于幸福生活为目的的德性统一性原则,厘清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的内在理路是呈现该原则的基本途径.     

佛教逻辑学的论辩解释与认知解释——陈那、法称与因明

佛教逻辑有别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一项重要特征,在于对论证前提为真的强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因三相"理论。论证前提的真,在陈那著作中又被理解为辩论主体将该前提确定为真。这种"确定"体现为文献中对"极成"(prasiddha)、"成"(siddha)、"决定"(ni?cita)、"见"(d???a)、"已知"(vidita)的强调。这些表达辩论者认知状态的词汇,皆可概括为佛教逻辑中的"认知算子"(epistemic operator)。本文通过研究东亚因明与法称两个传统对陈那《正理门论》中"决定同许"的理论设定的不同解释,说明因明传统在陈那奠定的方向上,进一步采取了"论辩解释"(dialect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辩论的情境中为辩论的双方承认为真(共许、同许)。法称《释量论自注》对陈那"决定同许"的解释,则表明由他开启的传统在陈那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认知解释"(epistem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得到确定(ni?cita/ni?caya,决定),即为有效认知的手段(量)所证成。这是因明传统与法称传统的一项根本差异。因明传统对辩论术的关注,极有可能反映了法称以前印度学界对陈那思想的诠释路径。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范式建构与价值引领——解读明清江南文人建筑设计的色彩观念

色彩是明清江南文人建筑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围绕色彩建立起一套选色与配色的思想体系,目的是建构文人关于色彩的审美标准和范式,表明文人的态度与观念,并且引领社会价值取向,纠正当时雅俗莫辨的世风。基于明清江南地区代表性的文人设计类著作和书画,通过梳理文人建筑设计中运用的色彩种类,探究色彩的搭配方法,解读色彩背后体现的文人审美观与价值观,分析时代、地域、个体因素对文人建筑的影响,以丰富江南文人设计思想体系研究,提升对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的认知,促进当代建筑设计创新发展。     

清华简《筮法》“楒”试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筮法·祟》章所见“艮祟”之鬼神名“楒■”,当读作“蚩尤”。“蚩尤”之读,与《祟》章所见鬼神体系及《筮法》恶爻用象不悖。据此可推得“劳祟”之“风”当解作“风伯”,而“巽祟”之“巫”当是巫咸之类也。     

论内化于行动的观念

观念是在先于主客二分的实践(行动主义)视角下、内化于个体活动中的意识,它首先与个体活动相关,有别于仅仅在认识论视角(非时间性的上帝视角)下的意识。作为常识理性的观念、作为社会意识的观念、作为默会知识的观念、作为人的活动形式的“观念的东西”、作为赋予意义和价值评价的观念、作为“思想具体”的观念,是“观念”的六种常见用法。     

秦德与秦法——从秦始皇刻石看秦王朝的帝国叙事

秦刻石是秦代政治精英用来称颂秦德、证明秦王朝统治之正当的碑文。其七篇刻石文有其固定形式,即以功证德,通过描述秦王朝的功绩事迹来说明万民受秦德恩泽。在固定形式之上,七篇刻石文的叙事逻辑也有其变化,即逐渐凸显秦法的意义,并将之与秦德联系在一起。借助于秦法的特别之处,刻石作者进一步展开了其对政治语境下的时空观念的思考,并尝试塑造理想上能突破时空限制的秦帝国叙事。     

谁的概念史,谁之合理性:三种类型的比较分析

概念史研究正成为中国学术界"语言学转向"的新议题与新视角,但其用法比较混乱,需要澄清其背后不同的方法论支撑与局限。三种研究范畴涉及概念史研究,依据不同的知识脉络传统。诺夫乔伊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以观念实在论为逻辑前提,重视人类思想深层次稳定不变的观念单元,使概念史成为不同经典作品对同一观念单元的历时性表达。科塞勒克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实在论为逻辑前提,概念史就成为政治社会变迁的研究方法,把思想观念纳入社会变迁的同一范畴,在史观、史料、概念选择方面有明确的规范要求;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是语词史的典范,关注重要语词的词义变化,以此展示概念、观念与社会的同频变化。三种概念史类型对深层的观念、表层的语言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各有侧重,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都集中关注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转型问题。中国概念史研究需要警惕"语言的牢笼",思考西方思想与传统观念如何共同塑造现代中国社会。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