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的“琴弦”之喻与生命智慧

翻阅佛教典籍,有诸多"琴弦"之喻,然最为著名者,莫过于"因缘和合喻""狮子筋弦喻"和"不急不缓喻"。此三种譬喻分别出自《入中论讲记》《华严经》和《中阿含经》。一、因缘和合喻"因缘和合喻"见于月称论师造、法尊法师译讲的《入中论讲记》。在《入中论》"第六菩提心现前地"中,月称论师有一颂:"如影像等法本空,观待缘合非不有,于彼本空影像等,亦起见彼行相识。"     

论康德正义论的两个层次

康德实践哲学中包含着一个比较独特的"正义论",即一个由人类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两个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康德正义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分配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它们贯穿于人类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这两个层级中.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合法性,惩罚正义的原则是平等性.上帝的正义和人类的正义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能立足于传统神学,而是必须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上帝的正义可为人类的正义提供一种绝对神圣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神圣性只具有主观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的正义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正义的驱使下,道德法则从"应当"走向现实.     

公正何以为"一切德性的总括"——亚里士多德公正观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既是道德德性的一个类型,分有道德德性产生及其演变过程的显性特征,也是一切德性的总括;其中,总体的公正通过对法的遵守在规范的来源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具体的公正通过对外在善的适度标准的把握从判断标准和目标追求两个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亚里士多德对公正与道德德性、公正与适度以及作为守法的公正与作为平等的公正等关系问题的讨论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贯穿其中的是基于幸福生活为目的的德性统一性原则,厘清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的内在理路是呈现该原则的基本途径.     

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对1353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关系,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及内在觉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亲子间科技干扰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2）相对剥夺感是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3）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间接效应前半段受到内在觉知的调节。因此,亲子间科技干扰和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当前,选择超载领域研究的焦点已从验证其是否存在,转向至其何时存在,即边界条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调节模式理论,分别以决策后悔和延迟选择作为选择超载的指标,开展两个实验探查选择超载存在的调节模式条件及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实验1以决策后悔作指标,运用量表测试法操纵调节模式,初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决策后悔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体验到更强的后悔情绪,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决策后悔无显著差异;实验2以延迟选择作指标,通过任务启动法操纵调节模式,进一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延迟选择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延迟选择偏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表明选择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效应。总之,通过采用不同方法操纵调节模式,选取不同的选择超载指标,数据结果都一致支持：评估模式的个体比运动模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选择超载,选择难度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     

佛教逻辑学的论辩解释与认知解释——陈那、法称与因明

佛教逻辑有别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一项重要特征,在于对论证前提为真的强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因三相"理论。论证前提的真,在陈那著作中又被理解为辩论主体将该前提确定为真。这种"确定"体现为文献中对"极成"(prasiddha)、"成"(siddha)、"决定"(ni?cita)、"见"(d???a)、"已知"(vidita)的强调。这些表达辩论者认知状态的词汇,皆可概括为佛教逻辑中的"认知算子"(epistemic operator)。本文通过研究东亚因明与法称两个传统对陈那《正理门论》中"决定同许"的理论设定的不同解释,说明因明传统在陈那奠定的方向上,进一步采取了"论辩解释"(dialect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辩论的情境中为辩论的双方承认为真(共许、同许)。法称《释量论自注》对陈那"决定同许"的解释,则表明由他开启的传统在陈那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认知解释"(epistem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得到确定(ni?cita/ni?caya,决定),即为有效认知的手段(量)所证成。这是因明传统与法称传统的一项根本差异。因明传统对辩论术的关注,极有可能反映了法称以前印度学界对陈那思想的诠释路径。     

追星致害中明星、经纪公司的安保义务与责任承担

在追星致害中,基于与粉丝之间的特殊关系,明星、经纪公司负有安保义务,未履行安保义务造成粉丝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明星、经纪公司在网络空间负有危险控制义务,在物理空间负有警告义务、通知义务和保护义务。在责任承担上,可以《民法典》第1198条为主要依据,结合第1195条、第1197条、第1171条和第1172条,在网络空间建构连带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协调适用规则,在物理空间建立安保义务人之间的类型化责任分担机制,力争在保护粉丝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考虑明星与经纪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经理人合同、演出经纪合同、演艺经纪合同等具有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综合属性,经纪公司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责任最终由明星承担,除非合同有特别约定或参照适用劳动合同。经纪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明星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经纪公司追偿。     

组织化的自我实现：高校社会工作的一个视角

当今社会,大学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的选择自由,既呈现出个体化的新特征,也因新的焦虑而陷入矛盾与困惑之中。高校作为一个组织体系,是大学生从教育向职业过渡的重要场域。营造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潜能的组织氛围是思政工作者、心理健康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但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是以教育、管理或治疗为主,不足以全面回应大学生在新的组织环境中自我实现的需求。在霍耐特“组织化的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的启发下,高校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可以引入社会工作服务,发挥其组织化和个性化双重优势,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