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师德师风的建构逻辑

师德师风及其建设,应避免停留于现象描述和空洞叙事,应从其底层逻辑上进行哲学思考,以探知师德师风的本质及其建设规律。师德师风建设既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各司其职、协同共治的主体性活动,也是一个需要政治、德治和法治三足鼎立支撑和三位一体融合的客观性活动,还是一个建构师生命运共同体的师生和谐互动活动。     

自由与美德的双重政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

亚里士多德探讨政治概念,是在统治的视角下进行的,需要区分家长统治、主人统治(专制)、政治统治,以此来凸显政治具有的自由与美德的双重特点。其中,自由是底线性原则,美德是主导性原则。政治的双重性落在公民身上,就是既要统治又要被统治,因此政治被希腊人认为是他们独有的。自由就意味着法治,法治也体现基于美德的分配正义;同时,政治背后既有自然基础,也有某种超越性。只有讨论了政治概念,才能回答什么是最佳政体的问题。只有贵族制兼顾自由与美德,是严格的政治统治也就是最佳政体。其他政体,要么是缺少自由的家长统治(君王制),要么是自由与美德都缺的主人统治(僭主制),或是有部分自由(共和制、民主制、寡头制),都不是最佳政体。     

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路径——以基因编辑技术的规制为例

基因编辑等新兴科技引发的科技伦理风险正在对一部分传统社会秩序予以解构和重塑,科技伦理治理是应对此种新型风险的时代范式。法治化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旨在推动其他社会规则向法律制度的转变,保障治理的规范性。法治化过程需要实现“伦理与法律”“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利益平衡。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强调对伦理问题的全过程治理,风险预防是主要目标,应当在治理前端构建伦理风险监测机制,在治理中端强化伦理审查与监管机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完善是法治化的首要目标,制度供给是推进治理的核心路径,应当制定科技伦理基本法,加强科技重点领域的专项立法,并治理后端建构和落实相关的法律责任机制。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异同论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古代中国和希腊大致同时提出了法治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然而,由于对于法律与法治的不同理解,管仲的法治是君主用法律维护其统治的“以法治国”,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则是用良法规范社会的“依法治国”。两者的“法治”内涵虽然不同,但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启示。     

“以德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

“以德治国”方略,是通过将道德建设提升到一个制度的层面,从而夯实社会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加强对立法、司法和行政制度的伦理设计和道德监管,加强对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伦理教育和道德约束。这无疑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和善恶鉴别力,以弥补法治之不足。同时德治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种思想建设,归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因此,随着“以德治国”方略的落实,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论信访制度与法治趋向

信访工作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生活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信访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今天作为公民参政权的具体延伸,具有现实的法律依据.新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现,"信访洪峰"来势汹涌,信访工作成为实现社会稳定不可替代的治理机制.但是,信访是农业社会人治方式的产物,与当今法治社会基本原则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把信访纳入司法审查的框架内,是实现信访法治的必由之路.     

公共权力、法治与社会资本的积累

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样态,但究竟是人际合作促进了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还是相反,在逻辑上存在着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这样一种可能性.为此,在思考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问题时,有必要将理论思维的视野拓展到社会结构的秩序化所必须的法治状态这个基本的维度.从这个角度看,专制的公共权力是社会资本积累的腐蚀剂,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则是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发挥宗教正能量 同心共筑中国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国家宗教局对宗教工作系统的普法工作历来高度重视。自2012年起,为了切实提高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决定"六五"普法期间(每年6月1日至30日),在全国宗教界开展"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活动(以下简称"学习月"活动)。为了调动宗教界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在2014年"学习月"活动期间,国家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