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新时代宗教工作法治建设

<正>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要论述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从依法治国向全面依法治国的跨越。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制度保障。     

缘法而致道——管子法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管子之著作对法治思想的论述可谓卷帙浩繁,各种关于"道法"的追问亦由是而生。对管子之法伦理思想的探究,重现"缘法而致道"的法伦理图景,或许是理解管子之根基。"引道而入法"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根源,其规范性建构乃是管子为"以法治国"这一统治模式所设立的先决条件;"良法与民心"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要义,其道德性诉求乃是管子所推崇之"法制模式"的应然标准;"至道与宝用"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功效,其现实性作用乃是管子所宣扬的"国道盛行"之目标为君王臣民所带来的实然福祉;"严法与教化"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形式,其明晰性结构乃是管子推崇的"赏罚明晰"之理念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制度。     

“申不害术家说”再认识

申不害思想与黄老之学在许多方面确有相通相近之处:在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上,“道”为两家思想的最高范畴,并且凸现出同样的“前概念”先天缺陷;在政治学领域,二者都高标“名实之辨”,但尚未上升为形式逻辑学的认识对象;二者又都崇尚“因循”、“无为”,与原生道家立足于“天人关系”之上的意蕴已大相径庭。但是,申不害并不是一位黄老思想家,其根本分歧在于:黄老重法不重术,申不害重术不重法。申不害思想的性质是“术治主义”,相韩十五载躬行的是“术治”。因此,申不害既不是法家,也不是黄老思想家,而是术家,是术家的开创者。     

关于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经验的对策

对外宣传我国治理邪教的经验成就必须要依据国际惯例进行。对于如何预防和治理邪教,国际上很多学者提出了有意义的舆论宣传建议。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明确西方人如何看待治理邪教的舆论宣传工作。美国学者主张,媒体宣传一定要让公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宗教,树立一个信仰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的经验与展望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党和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方面积累了甚为丰富的经验,其中比较突出的经验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党建引领的治理路径,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导引方式,全方位多维度的外部监管机制,“三位一体”的内部治理模式。为了充分发挥慈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在总结和推广以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以推进慈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本方向、以新时代慈善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中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工作。     

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

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治理能力,而道德能力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以及服务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在地要求唤醒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这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时,要有相应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及道德行动能力。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实现,这即是说,通过道德的制度设置使得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及道德感得以唤醒,并成为其普遍的行动范式,这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而制度重构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的过程。     

论“大流行病条约”的道义实现

审查世界卫生组织订立法律文书的可选择类型,并比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与《国际卫生条例》的立法路径后,发现国际卫生法若采用封闭型路径立法会存在道义实现瑕疵的问题。通过对开放型立法路径的价值阐明,“大流行病条约”构建参与人开放机制具有适宜性;延展义务约束的范围可提供确定性;采用固定的义务约束与协商的义务约束构建多层面的产能保留机制可实现全球卫生治理政治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共融。“大流行病条约”最终需要设立共同原则,以获得共同的认识、使命与行动,进而实现自身的道义目标。

     

“治理失灵”及其救赎——兼论两种不同的社会认知观及行动方案

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好的社会治理"一直被奉为圭臬,是所有社会组织推进治理实践所追寻的终极目标。然而,实现"好的社会治理"首先必须正视治理主旋律中的"失灵"杂音,以"治理失灵"的救赎为契机去规划社会治理的行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失灵"在社会治理中不断蔓延,逐渐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并且形成"治理失灵"的总体性存在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对"治理失灵"的救赎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治理的基本生态,对既有的社会认知观做出及时地归纳与反思,这是正确选用社会治理行动方案的认知前提。其实,"治理失灵"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面向未来的社会治理应当放弃既有的"保守主义"行动方案,继而在革新的意义上去不断刷新治理思维、促进治理主体间的合作以及创新治理工具的协同运用。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有机统一,对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深入思考和科学回答,系统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迈向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如何在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做好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是摆在宗教工作者、宗教研究者乃至宗教界人士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