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 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总揽全局、运筹帷幄、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崭新局面。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制定了总体思路和改革方向。     

贯彻《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着力提高佛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宗教教职人员是依法取得宗教教职人员资格、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的人员,在开展宗教教务、联系信教群众等事务中承担着重要的宗教职责和社会责任,因此,宗教教职人员管理的制度建设及规范化是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题中之义,也是宗教界坚持中国化方向、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基础。     

服刑人员重塑法治价值观过程的质性探索

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查询检索,收集服刑人员谈话派生资料(n=13),通过三级编码分析、构建理论, 探索服刑人员从犯罪到守法的重塑法治价值观过程。结果显示,服刑人员心理变化分四阶段：1）接受期,认清身份,端正态度;2）积累期,学法习德,修正扭曲;3）转变期,反思总结,守法自新;4）拓展期,延伸法治,规划未来。通过管教民警引导,服刑人员联系亲情逐渐修正扭曲价值观,实现守法自新的转变。     

试论儒家生态思想及实践

儒家生态思想大体上可以从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两方面论述:(1)儒家生态存在论是一种有机生成论,它将天地创生万物的过程视作创生生命的过程。儒家还从天地创生万物高度考察天人关系,强调人应承继天地"生生之德",发挥自身"赞天地之化育"的功用;(2)儒家生态价值论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并从天人关系高度阐释人"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儒家重视德性修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主张通过德性修养,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儒家主张"等差之爱",即对人与万物施以不同的关爱,其中亦体现了对于人与自然万物不同价值的认识。儒家生态环保实践大体上包括生态德性修养实践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生态治理实践。(1)儒家重视生态德性修养实践,阐述了"至诚→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德性修养路径;(2)生态治理实践方面,儒家强调以礼义治理天下,其祭祀礼仪中包含有祭祀山川动植物之礼,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籍田礼、蚕桑礼等等;此外,儒家还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禁令。     

14-16世纪英国对宗教的国家治理:来自罗拉德运动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

罗拉德派是14-16世纪英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基督教派别。它在不同时期的兴衰与沉浮充分体现出了英国政府对待宗教治理的一种基本态度。在罗拉德运动的初期,出于和天主教会斗争的需要,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英国王室对罗拉德派采取了保护和利用的态度。伴随着罗拉德运动的发展,当其激进的思想教义威胁到国家稳定的时候,英国政府便使出严厉的打压手段,对其加以迫害。及至在西欧宗教改革的大势之下,再次需要用罗拉德派的学说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政府统治权威时,他们的教义思想则又被重新接受,并积极地加以利用。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熊彼特之刺——1989年后波兰地方自治的出现及其发展

导言从政治哲学的观点看,地方政府层次的法治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地方权力机关的合法化、以及他们(地方权力机关)与其所代表的政治社群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本文的考察建立在以下经验的和理论的基础上。     

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问题与对策:国际比较及启示

本文首先从会计信息质量、公司治理水平、融资能力与企业价值四方面对比了中外企业赴美上市后不同的发展态势及其形成原因,然后分析了中资概念股在上市动机、上市筹备与上市方式三方面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最后对企业界与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若干建议.     

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新构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也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新构成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主观追求的结果,而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追求的历史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当下体现。法治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他元素一样,不仅发挥着意识形态的种种功能,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