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新闻媒体赴北京白云观采访功德箱管理相关事宜

<正>4月1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央统战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整治违法违规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专项工作的通知》,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假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部署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通知》明确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团体不得设置功德箱,不得接受宗教性捐献;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排查清理工作,重点整治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团体违法违规设立的功德箱,并提出治理要求     

习近平新时代宗教治理的重大创新及实践路径

宗教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应予以高度重视。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取得突出成就,不仅宗教治理理念从“管理”转向“治理”,而且宗教治理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宗教领域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由于宗教的错综复杂性和国际国内宗教形势的深刻变化,宗教领域潜在的风险和隐患依然存在,宗教治理在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和人才层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治理的重要论述,结合我国宗教工作实际需要,从提高政治站位、全面构建宗教治理“四重格局”、完善宗教治理法律体系、以基层宗教治理为切入点、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等方面予以完善,不断提高宗教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剪开政治解不开的"死结"——评彭定光教授新著《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

人类的政治生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等级到平等、从强权统治到多元治理的转向,无不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康德语）在道德与政治相互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剪开政治所解不开的“死结”。彭定光教授独著的《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一书从伦理维度审视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     

建国以来邪教治理方式的回顾与反思

为了有效地预防、治理“法轮功”等邪教,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本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邪教治理方式的演进过程,对其不足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新形势下治理邪教问题的对策思路。陈松涛,四川大学政治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     

转型社会司法法治生成的应然目标与多维价值

司法法治图景作为法治文明对司法系统的逻辑本真要求,在应然的层面为转型社会司法法治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范式,藉此对司法的实然运行状态及前行轨迹进行理性的观照.在司法改革的实践图景与司法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关切中,司法法治生成的应然目标经由社会变迁的主旨共识而逐渐显现出来,即达致公正、高效、权威的现代司法系统运行实践性图景,由此彰显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上所具有的多维价值.     

北洋时期的社会治理与城市道教——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

北洋时期,道教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命运出现新的样态。京师警察厅依据相关国家政令对北京道教进行市政管理,由此东岳庙成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客体,二者之间形成暂时的平衡关系。在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该庙道士被去除官员身份,基本延续旧有的自我管理规制,生活更为世俗化,而涉及道士婚姻的法律条文颇显滞后。其仍以传统方式化导民众,在招收道徒等问题上遵循常规、常情与常理,却不符合内务部的相关训令。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岳庙的演进轨迹在微观层面体现道教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及其困境,同时反映北洋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错位。     

夯实基层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基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总结了2001年以来各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新鲜创造和典型经验,形成了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其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公民道德建设要夯实基层实践基础。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在基层的实践,对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应瞄准基层需求,创新基层工作,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提质量、上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德治基础。     

行政区划调整与基层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区界重组的证据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行政区划承担着合理划分基层治理单元的职责,影响着基层治理的边界、资源和效能,直接关系着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和能力建设。区县的“区界重组”作为政府调整空间资源配置的有力工具,在实现区域联动发展中能起到何种作用?为回答这一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区界重组数据,发现区界重组能通过边界调整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区界重组通过强区县帮扶弱区县,实现区县一体化增长的协同效应。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基层行政区划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深刻的关联性和传导机制。     

论《周易》乾、噬嗑、中孚卦与现代法治思想

《周易》的乾、噬嗑、中孚诸卦与现代法治思想相通：乾卦九二之龙现身田间,了解旱情,九五之龙飞上天空,行云布雨,上九之龙恣意妄为,满足私欲,这三爻与正当程序原则之“听取意见”和“反对偏私”是相通的。用九展现六爻之关系,九二之龙和九五之龙积极行动,但是受到其他诸爻限制,不能为首,与依法行政原则之“行政权受到立法权和司法权控制”是相通的。噬嗑卦初九轻罪轻罚、上九重罪重罚以及六二慎用刑讯,是罪刑相称原则的体现,这三爻与比例原则之“手段与目的相称”是相通的。噬嗑卦六三、九四和六五构成坎卦,九四内怀诚信,找到金矢,六三和六五遇到箭毒,这三爻与合理性原则之“分辨虚实”“相关考虑”是相通的。中孚卦主旨是诚信,且侧重上下关系(如君王与臣民),与信赖保护原则之“政府保护个人信赖”是相通的。贯通《周易》诸卦与现代法治思想,对当下法治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绩效

国家治理绩效的高低究竟与意识形态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是一个需要探析的问题。人们没有理由断言意识形态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绩效,但意识形态对国家治理绩效的影响又不容低估。经验表明:当意识形态悸动的时候,国家治理绩效的起伏波动较为明显;而意识形态让位给国家治理的实际问题时,国家治理绩效明显高企。在两者的关联性上讲,中立性国家最有利于提升一个国家的治理绩效,当一个国家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秉持问题导向,这个国家的治理绩效才不会大起大伏,保有较为稳定的国家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