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基督教的若干新情况

本文所说的基督教指广义上的基督教，既包括基督新教，也包括天主教，个别地方还包括东正教。据笔者所见到的一些有关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基督教出现了不少新情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公民意识结构研究

本研究在文献分析,访谈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并经两次随机取样调查,通过对366名公民样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351名公民样本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获得公民意识的五因子结构,即"参与意识"、"公共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政治效能意识"、"权利意识".     

生命的圣歌

百鸟在枝头拨动晨羲的音符,流动的云朵送来清新的空气,人间所有关于善的思想都在圣殿优美的乐曲中萌芽,早祷的兄弟姐妹早已跪满经堂,我们在永远温暖的太阳升起时清醒,迫不急待地在瞬间即逝的流光中颂扬我们生命的爱者,圣歌就在我们激动的胸中充满生机,我们的圣歌在心灵深处回旋,使我们的歌喉似有麻辣之椒不停地爬动,我们知道我们的圣歌里面蕴含着我们对天乡故园的无限眷恋和对生命的缤纷想象,使人们的灵肉之躯欢悦在主的无限宽阔的爱中。     

管子法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管子是著名的政治家,最早提出了用法治理国家的思想。他不仅推动齐国走上霸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开创法治国家的先河。管子正确认识法治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坚持抓好立法,严格执法,注重法治的公正,做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管子在用法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注重把握法的规范性,从民本的角度作为法治的出发点。管子的法治思想犹如封建礼制夜空的一颗明星,为当前全面坚持依法治国提供了宝贵思想渊源。     

整合理性与信仰的易学模式(下)

本文围绕的焦点问题是:在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中华文明如何应对其理性与信仰二元化的影响;是在科技层面"师夷长技"的同时,必然移植其信仰体系以构成二元化的张力;还是有可能找回传统文明中理性与信仰相互生成的机制,从而推动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从易学的五个历史阶段展开探讨。     

问题意识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笔记策略的中介作用——基于大学生笔记文本的内容分析

基于笔记文本的内容分析法系统地考察了大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笔记策略状况,以及二者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结果发现:(1)基于笔记文本的内容分析法能有效地了解大学生的问题意识状况,以及笔记策略的使用种类、频次和实际水平;(2)大学生笔记策略种类丰富且存在优势笔记策略,但问题意识相对薄弱;在问题意识、笔记策略和学业成绩上均存在显著的水平和性别差异。(3)大学生的问题意识、策略数量、策略频次与学业成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问题意识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以笔记策略数量为中介。     

春秋时期的礼治与法治——兼论春秋非礼坏乐崩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

春秋时期并非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春秋礼治是在王室衰微、夷狄滑夏的情况下，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对政治、文化秩序的重建，礼主要表现为诸侯间的会盟、朝聘。一方面，要求小国服从大国，根据其命令提供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国爱护小国，给予相应的帮助，体现为一种“救患、分灾、讨罪”的人道精神。春秋礼治是一种贵族政治，主要依靠贵族威仪的示范和影响，实现社会的治理，并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具有人治的特点。法也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指法度、常法，是国家制度和治理方法；狭义的法则指刑法。春秋时期的治国法度既包括礼治，也包括法治(刑法),礼与法多有重合之处。但随着郑国、晋国的“铸刑书”与“铸刑鼎”的出现，出现了罪刑法定的趋向，对传统礼治形成了冲击，由此引发了礼治与法治之争，但这只是在突出礼治还是法治、以何者为先的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随着对法治(刑法)的强调，春秋时期总体上呈现出由重视礼治到重视法治的变化。     

试论管仲法治思想及现代意义

管仲是法家的先驱者，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本文对管仲法治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作出理性探析，管仲提出的治理国家法律之治优于智慧之治，法应当符合事物客观性及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法应是公平、正义之法，君主、官吏应同样守法的思想，体现或隐含着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原则、法律平等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对现代法治具有借鉴意义。     

印光法师名、字、号解诂

印光法师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反映了其家庭“奉儒守官”的家风，对印光“儒佛融合”“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出家之后，法名圣量，字印光，号继庐行者、常惭愧僧、普陀僧、粥饭僧。这背后既蕴含着印光对于自己弘法事业的定位和期许，也可以看出其作为佛教领袖自觉振兴佛教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更可以看出印光谦卑恭逊背后的勇猛精进与坚定自信。从印光使用别号的时间、频率和场景，也可以看出其弘法实践中“善巧方便”的特点。     

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与法律调整机制的转型

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全球化之影响的加大,日益在我国凸现出来.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阐述,并重点考察了其中存在的、与法律及法治原则相关的问题.文章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问题的启示出发,对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法律调整机制的转型,进而确立社会运行的法治原则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