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内在张力与话语转换契机的开启--当代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研究新探

当代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研究面临着从批判性导向向建设性导向的话语转换的需要。而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对法律规范意义的一贯抛弃态度,是实现话语转换的困难所在。本文通过回溯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发现否弃法律的规范意义并非马克思思想的固有逻辑。而籍由马克思实践思想中所蕴涵着的实践的内在张力性框架,可以把法律的规范意义容纳进来,并在此基础上开启出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研究谋求自身内部话语转换的可能和契机。     

公共物品困境中自我权力和他人权力对初中生合作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分别操纵被试稳定的权力（实验1）和不稳定的权力（实验2）,并与不同权力个体进行公共物品困境任务,以考察了自我权力和他人权力对初中生合作行为的交互作用及其权力稳定性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权力稳定情境下,高权力的初中生合作水平低于低权力组和控制组,而在权力不稳定的情境下,高权力的初中生合作水平高于低权力组。无论权力稳定与否,与低权力同伴合作时,低权力者的合作水平均显著高于与高权力同伴合作时。     

论医学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差异

医学思维和法律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卫生法律的实施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两种思维方式相互冲突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医学思维和法律思维之间存在的差异。认清差异、分析成因、寻求处置思路和办法对于正确处理医疗纠纷、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儿科重症监护室中放弃治疗的相关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伦理学、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理论的发展,对于儿科重症监护室中部分病情危重且不可避免地将出现影响其远期生存质量的后遗症的患儿来说,选择放弃治疗可能更符合伦理学及患儿的最佳利益。对儿科重症监护室中部分患儿放弃治疗的实施过程、必备条件、常见原因、实施对象、相关伦理学及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求为临床诊疗提供理论参考。     

大学生在社会困境中的公平决策: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

通过两项研究考查大学生在社会困境中的行为决策及公平感体验,检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作用,有效被试分别为85名和84名。结果表明:(1)亲社会者比亲自我者更倾向做公平决策;信息对称比不对称条件更促进被试做公平决策;女生比男生更倾向做公平决策。(2)性别在社会价值取向与信息对称性对公平决策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社会价值取向显著影响男生的公平决策,信息对称性显著影响女生的公平决策。(3)社会价值取向显著影响个体对不公平的容忍度,亲社会者更不容忍不公平行为。(4)对于利己的不公平行为,被试都倾向接受,亲社会者并不比亲自我者体验到更强的内疚情绪;对于不利己的不公平行为,被试都倾向拒绝,且产生较强的不公平感及气愤情绪。     

履行知情同意涉及法律问题的若干意见

在诊疗工作中履行知情同意原则,不仅是伦理道德要求,而且也涉及一些法律问题。现就此提出一些意见,供医院和医务人员在履行知情同意原则时参考。     

美国联邦法院对进化论争论的介入：“埃珀森案”剖析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通过“埃珀森案”,科学与宗教经历了法庭上的较量之后,进化论最终得以名正言顺地重返课堂。本文试图通过展示埃珀森案的来龙去脉,揭示联邦法院在进化论与创世论争论中角色,揭示美国科学、法律与宗教之间复杂的关系。     

论世俗道德的特点及其困境

世俗道德的产生是社会生活世俗化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它具有现实性、人本性和平凡性等特征.世俗道德不可避免地陷入利益主义、享乐主义和庸俗化等困境.只有"回到人本身",才能走出困境.     

中国人格心理学发展路径的哲学思考

金文以现实困境为切入点,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中国人格心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反思.第一,对中国现代人格心理学的现实状态进行了剖析.第二,以Mind和Mentality的区别破解了西化与本土的争论.第三,分析了中国人格心理学现实困境的两大根源:文化的错位和文化的缺位.第四,以文化排异性困境和文化缺位性困境为标准,从科学哲学层面反思、区隔和辨析了中国人格心理学的两种独立路径,即知识论层面的表层反思和方法论层面的深层反思,前者以本土化与方法论的拿来主义为主要特征,后者以本土与方法论的独立为主要特征.通过分析两种独立路径对文化排异性困境和文化缺位性困境破解程度的优劣而得出结论:只有探索和建立坚实而有效的本土方法论,才会有中国本土人格心理学构建和发展的康庄之路.     

社会困境中同伴行为、合作信念对合作变化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连续式公共物品困境,考察不同类型的个体在同伴遵守和违反均等规范两种条件下合作的前后变化及其可能的机制。结果发现：（1）依据行为决策对被试进行的分类与其社会价值取向之间不存在相关;（2）一人违反均等条件下被试的合作水平高于多人违反均等条件下的合作水平;（3）高贡献者在前后两次互动中维持较高的合作水平和信念水平;（4）低贡献者第二次决策时比第一次决策时更合作,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合作信念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