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基于CNI模型的分析

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通过两个实验考察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实验1探讨个人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高个人权力感显著增加被试对规则的敏感,促使个体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实验2考察回忆任务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发现相对于低权力感启动的被试,高权力感启动的被试在进行判断时更关注行为的结果,对规则更不敏感,这说明启动的权力感促进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抑制道义论的道德判断。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     

社会因素对剖宫产率的影响

近二三十年来,剖宫产率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高。究其原因,除了医学因素外,社会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社会习俗观念、法律、医疗道德、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医学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社会因素对剖宫产率的影响,并就如何发挥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消除和避免其消极作用,使剖部率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了讨论。     

坚守信仰与遵纪守法

"爱国守法"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首条内容, 基督徒理当努力践行。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基督徒在 社会上,也在宗教活动中,遵纪守法,广行善事,为主 作出了美好的见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教会里有些弟兄姊妹还 存在"重信仰,轻法律"的观念,这将成为学习贯彻《宗 教事务条例》的一大障碍。所以,我们很有必要认真思 考这个问题。     

评中国思想家对道德与法律之关系的探索

儒家礼法合一论的真义是对“善法”的追求 ,对“恶法”的否定。因为善法体现了儒家的道德精神 ,反映了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 ,而恶法则是反人道的。墨家强调“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其真实的意思是不道德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 ,与儒家的礼法合一论有相似之处。法家主张“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 ,从而否定了法律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根据。今天 ,我们在立法中贯彻道德的法律化取向需要谨慎从事 :一是注意把那些体现时代精神、合乎社会潮流的道德予以法律化 ,不能把落伍于时代的道德法律化 ;二是切忌把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必须认识到 ,应该法律化的道德只是“底线道德” ,而高层次的道德是不宜法律化的 ,否则就是强人所难。     

医疗事故处理法律亟待统一规范

目前在我国医疗工作的实践中,医疗纠纷呈上升趋势。然而,解决和处理医疗纠纷与医疗事故的法律、法规尚不移规范统一。随着我国法制的逐步健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亟待统一规范,以利于全社会遵法,守法,执法的实现。     

云南傣族传统法律中佛教因素

云南傣族传统法律受佛教影响是较为全面的,具体体现在:立法上有立法思想、原则、技术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在实体内容上表现在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等方面;在司法上表现在审判的原则、证据的构成、判决形式等,甚至是人们对待法律的态度等.云南傣族法律在吸收佛教相关内容上与我国西藏地区和中世纪欧洲教会法的差别是较为明显的,因为它是一种非完全受佛教僧侣控制政权组织或非二元对立下的法律与宗教的关系.认真分析,它是人类法律与宗教三种基本关系中的一种,即以保持世俗法律为主下有机吸收宗教因素的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法律制度:现代性与社会适应性——评蒋秋明著《南京国民政府审判制度研究》

20世纪是中国建构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100年,法制的现代化无疑是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清末民初仿效西方模式建构起来的司法审判制度,经过不断的改良,已趋于规范和成熟,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已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审判制度虽在形式上已趋于现代化,但并未有效解决其自身的社会适应性问题,以至具体的审判实践问题重重,诉     

论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性质

厘清医师说明义务的内涵、性质能够使患者和医师明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保护患者知情同意权.对于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性质,有主张医师的说明系患者有效同意之逻辑前提的“承诺无效说”;也有“医疗合同上的附随义务”的观点;还有认为其应是一项法定的注意义务.在对这些观点进行评析后提出此义务应是一项法定的合同义务.     

道德法律化的新思考

为了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社会有必要将一些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即道德法律化.法律与道德内容上的同源与功能上的互补也为此提供了可能,但道德法律化应有一个适用的范围:能够法律化的道德只能是作为由所有社会成员通过民主商谈达成的普遍共识且是符合社会需要的那些基本道德.     

“肮脏之手”的争论与辩护

以“不可能的应该”和“必要的恶”为核心要义的“肮脏之手”历来被视为政治和道德领域的经典难题.它集对错于一身的悖论特征以及述行不一致的特征都成为批评者诟病的对象.诉诸不同道德体系评判标准的差异以及角色冲突,“肮脏之手”的合理性能够得到恰当的辩护.“肮脏之手”是“做”而非“应该”的问题,反映了道德实践中价值的异质性,需要实践智慧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