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民说》中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早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1902 年,梁启超就意识到国民素质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他发表《新民说》,提出我国国民应清除奴隶性,培养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敢于竞争、进取,把国内外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重塑新型国民。这些论断对当今提高国民素质仍具有重要意义。     

醉驾应当一律入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把醉酒驾驶认定为犯罪后，“醉酒驾驶（简称醉驾）”成为了目前国内法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醉驾一律入刑”和“醉驾并非一律入刑”的争论。从法律解释学角度分析，这两种学术观点都是解释学的必然产物。从法律解释学和法律实践的双重角度进行对比，发现前者之于后者更为优越。     

现实生活对法制心理科学的需求

现实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实际问题,都需要法制心理学,正如法律结构不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但如果没有心理学的知识,也就不能解决法律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心理学研究所已是势在必行之举。     

王弼“卦主说”新探

“卦主说”是王弼在《明彖》中提出的一条重要解《易》体例。学者或以“卦主说”包含“二体说”,或以一卦有二主,皆是不明“卦主”内涵。“卦主说”的基本原理为从“卦体”中确定“卦主爻”,再由该爻统摄卦义,进而在此时境中理解各爻之义;其确立原则为找一卦之“中爻”或“少爻”,并以前者为主。“二体说”是以上下体之义明卦体,不属于“卦主说”,而是处理特殊情况“卦体不由乎爻”,且各体之义也以一爻为主。虽然王弼注文并未全尽各卦卦主,但很多卦的卦主其实可以根据此原理推断出来。孔颖达为调停讼卦注文中疑似存在的矛盾而提出的“一卦二主”说是错误的,讼卦卦主只有九五。     

试论今本《说卦》文本统一性的言说方式

今本《说卦》诸章之间是否有统一性,存在一定争议。肯定者的证明多从寻找诸章之间的文义逻辑出发,但尚未寻找到一个坚实的联结点。事实上,今本《说卦》的形成可能有多种来源,但形成后诸章之间遵循统一的言说逻辑,即第一至第六章展开的“蓍数—卦爻—义命”与“道理—卦章—数神(万物之象)”结合的顺逆言说方式,而第七至第十一章则是根据前六章形成的包含先后天时序的综合时序整理的世界万象。此为今本《说卦》存在内在统一言说方式的证据。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法治价值

法治作为当代中国所追求的社会治理模式,其运行过程离不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引领和动力支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这一法治价值具体表现在它不仅是创制良法的必要条件,而且对于法律的有效适用和广大公民的自觉守法行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意义。     

发生学意义上的汉民族宗教渊源

经民族学与宗教学双重比较研究发现,不像其他民族、宗教,汉族及其宗教都是很难说清的,即不仅汉族的族源问题与特征问题难以说清,而且汉族的宗教认同也远比其他民族宗教难以说清。在学界,很少有人把汉族与汉族宗教联系起来。但从民族与宗教的相互关系视角,能够更好探明二者的渊源。用宗教阐释汉族的渊源,能使人豁然开朗。汉族的族性与汉族的宗教性是互为因果的,汉族的先民创造了独特的多元宗教信仰,多元宗教反过来造就了后来汉族的多元文化属性,使其能够吸收更多周边民族的精华,变成更大更为多元的民族,这是汉族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的根本原因之一。汉族及其宗教根源在于早期汉族并未塑造创世说,造成上古时代创世说的空白,对汉族宗教产生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此,本文探讨的重点问题是汉族发生学意义上的宗教渊源。     

面孔识别的自我群体偏向

面孔认知研究表明, 人们识别和再认自己所属群体(如种族、性别、年龄)面孔的成绩显著好于识别其他群体面孔的成绩。近年来围绕面孔识别的这种自我群体偏向进行了实验研究, 研究者提出了知觉经验说和社会认知论两种理论来解释其认知加工机制, 而类别化-个性化模型和双路径模型则是将两种理论分别加以整合提出的新解释。研究者还对面孔识别自我群体偏向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评价者、评价对象和评价任务等因素对自我群体偏向的影响。提升面孔识别自我群体偏向研究的生态效度, 构建整合性理论模型以及加强跨文化和本土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社会因素对剖宫产率的影响

近二三十年来,剖宫产率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高。究其原因,除了医学因素外,社会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社会习俗观念、法律、医疗道德、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医学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社会因素对剖宫产率的影响,并就如何发挥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消除和避免其消极作用,使剖部率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了讨论。     

略论《周易》对中国古代历法的影响--兼与李申先生商榷

在古代历法的发展过程中,<周易>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早期主要表现为用易数解释历数,这种作用在唐以后逐渐消失;"卦气说"曾在一段时期内被作为历法的内容;而<周易>的"治历明时"思想对于历法研究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成为重要的治历原则之一.无论如何,<周易>对于古代历法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