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总在受伤

你可以受伤，但不能总在受伤。 也就是说，在生活中，你可能会遇到误解、冷遇和不被尊重，也可能受到排挤、压制和打击报复，还可能遭逢不公、陷阱以及暗箭冷枪。是的，你要做好受伤的准备，因为，受伤，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徘徊在“物”与“人格”之间——《民法典》视角下人体脱离物法律属性之法理辨析

《民法典》将人体脱离物的部分问题划入人格权范畴,但是没有明确人体脱离物何时属于人格这一关键问题。当前有关人体脱离物法律属性的各种观点也都不能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方案。人体脱离物在现代医学上具有生理功能可维持、脱离人体的原因多样化、存在状态易变等特殊性,传统的将人体脱离物归入单一民事权利的做法难以全面涵盖现代医学背景下人体脱离物所蕴含的法益。人体脱离物在物的属性之外,同时具有人格属性。基于物与人格之间共存与对立的关系,人体脱离物实际处于"可人可物"的待定状态。人体脱离物最终是成为"物"还是被纳入"人格",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人体脱离物本身性质等因素的限制。人体脱离物法律属性的判断规则应从人体脱离物的生理功能、当事人主观意志以及医学管理规范等层面展开建构,而进一步的应用性分析表明,基于人体脱离物"可人可物"属性建立的判断规则,对于现实案件争议的解决具有积极作用。     

论恢复性司法模式中的宗教因素与我国宗教文化资源的本土困境

恢复性司法模式是一种极具宗教色彩的全新司法理念,其自身所具有的宗教因素对其运行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较而言,这些宗教因素的系统性和优质性是我国现有宗教文化资源因素所不具备的,短期内恢复性司法模式这颗种子在中国很难找到可以生根发芽的宗教土壤,利用我国现有宗教文化资源为恢复性司法服务也是困难重重。因此,中国对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引入不宜操之过急。     

近代日本法律移植活动初论

近代以来 ,许多非西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和文明的双重冲击下 ,为实现本国的现代化 ,实施了以西方法为楷模的法律移植活动。日本曾被认为是成功移植西方法律的典型国家。但是 ,通过对其移植过程及移植效果的分析研究 ,可以认为 ,近代日本的法律移植并不完全成功。日本明治时期法律移植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对当前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制的立法活动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国际宗教自由”与美国法律霸权北大核心SSCI

法律霸权为美国提供了在全世界进行长臂管辖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规范,与经济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协塑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支配。1998年以来,美式“宗教自由”渐次成为美国人权外交的核心话语之一。美国大力推广这一理念成为全球共识,逐步形塑相应长臂管辖规范,并多方推进多国宗教人权法律规范变革。2015年前美国较少以长臂管辖推进“宗教自由”。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始系统性借助长臂管辖推进“国际宗教自由”,力图维持其霸权优势。拜登政府履职以来,“宗教自由”由以往的外交目标全面转型成为集成性制裁工具,成为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从以经济制裁促“宗教自由”转型为借“宗教自由”挤压中国地缘政治空间、制约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当前中美之间就“宗教自由”及相关议题开展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进入新阶段,双方均重视制度建设,各自行政、司法和立法体系协同配合制度实施,在国际上动员多边机制以维护国家安全。     

论汉代的以律注经与法律儒家化——以《公羊传》何休注为切入点

东汉时期,以经注律之风大兴,经学开始渗透入法学领域,法学受到经学极大的影响。同时,亦有以律注经之现象发生并盛行。所谓以律注经,即援引汉代律令制度来解释儒家经书大义,何休即其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所注《公羊传》则为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性作品。实际上,汉代社会历来经律并重并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以经注律与以律注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两者分别推动了法律儒家化与经义法律化的进程,并共同促进了经律融合。     

从伊斯兰法到世俗法:巴林法律体系的变迁

教法学家主导下伊斯兰法律体系 巴林法律体系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1631年,萨法维王朝的阿拔斯一世在英国军队的帮助下,进攻海湾地区的葡萄牙军队.巴林民众害怕西方力量主导海湾地区政治格局,向萨法维王朝林处于萨法维王朝的影响之下,直到1783年哈利法家族统治巴林.     

论全球性法律的同构与异质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宏观背景下 ,全球法律生活也必然表现出同构与异质的辩证统一特征。这种同构的根源在于全球共同的人性基础、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迅猛发展 ,并表现在法律原则、法律规则和法律适用机制等多重层面。但由于各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千差万别 ,全球法律生活也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复杂画面。     

单亲家庭抚养纠纷的法律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职能的转移,法律从“无为而治”开始逐渐地渗透到家庭的抚养领域。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离婚、非婚同居等增多,单亲家庭大量涌现,造成抚养纠纷大幅度增加,驱动着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对家庭领域的法律控制、对“边缘儿童”②更多的关注以及对整个抚养制度的重新建构。     

“见死不救”入法的道德困境

“见死不救”从道德视角来看可分为三种.对于损人利己的见死不救和损己利人的见死不救,前者严重违背基本道德,后者不违背基本道德,前者入法后者不入法,争议不大.使道德陷入困境的是“利人利己”的这种见死不救的情形,一个和受害对象并无特殊关系和联系的普通民众,在施救对自身并无危害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施救,法律是否有此要求,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自身并无伤害的施救并不是高级道德的要求,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道德的要求,而基本道德的要求通常体现在法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