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手术决策过程中的情与法

越是给熟人、领导、要人做手术,出现各种手术相关问题的几率就越高。其原因主要是医生受各种情感因素的影响,降低了对医疗核心制度的执行标准,简化了术前准备,放宽了手术适应证,非理性地扩大了手术范围。解决方法:对待任何病人首先必须恪守法律和医疗规范,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与病人进行情感交流,达到医患共同自觉执行相关法律和规章,降低情感因素对手术决策的负性作用。     

从医疗纠纷看病案的质量问题

病案既是医疗行为的唯一载体,也是医疗保险理赔、损伤和伤残鉴定及医疗事故处理的重要法律依据,又是证明医疗行为正确与否的重要证据。但是,目前我国各级医疗机构中病案管理和书写均存在着一定的质量问题,这不仅容易直接导致医疗纠纷,也给解决医疗纠纷和司法鉴定带来一定困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医疗纠纷中的被告——医方带来不利。《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如实提供相关病历资料,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即存在举证不能、举证不力的应承担责任。因此,加强病案管理,规范病案书写,提高医务人员的病案管理意识,对防范和解决医疗纠纷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就内蒙古某市医学会在医疗纠纷技术鉴定中,发现病案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及防范对策简述如下。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法律缺陷与立法对策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3年以来,其在医疗事故预防、医疗事故鉴定、医疗事故赔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我国相关立法的发展和完善,《条例》在医疗实践中的法律缺陷越来越明显。针对我国目前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现状,制定一部统一的关于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已是当务之急。     

外科手术决策过程中的情与法

越是给熟人、领导、要人做手术,出现各种手术相关问题的几率就越高.其原因主要是医生受各种情感因素的影响,降低了对医疗核心制度的执行标准,简化了术前准备,放宽了手术适应证,非理性地扩大了手术范围.解决方法:对待任何病人首先必须恪守法律和医疗规范,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与病人进行情感交流,达到医患共同自觉执行相关法律和规章,降低情感因素对手术决策的负性作用.     

试论我国病人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

保护病人的权利直接关系到人权保障,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在分析我国病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制度、观念、社会自治等层面如何改进的举措,主要包括推进医院管理体制改革、法律规范的完善、健全行业自治规范、推进社会自治、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等方面.     

论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自创立完善后,其中的治世功能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汉武帝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迫使他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董仲舒适应统治阶层的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形成一套神学化了的新儒学体系。在其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开始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使汉代的法律在司法、立法、民事、刑法原则等领域逐渐儒家化。     

授权立法决定是法律吗?——源自规范立场的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授权立法决定成为连接法治与改革的桥梁。作为改革的法律依据,授权立法决定已逐渐融入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为保证法律体系理论的自洽性,有必要从规范层面分析授权立法决定的理论内涵和性质。授权立法决定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配置立法权的法律载体,以特定立法权定向转移为价值目标。授权立法决定与法律的外观虽存在差异,但法律判断标准更为关注实质理性标准下的规范性、权义性和强行性,据此可以判定授权立法决定是我国立法体系中的特别法律。作为特别法律,授权立法决定以宪法为立法依据,与宪法同属我国立法体系,是宪法的下位法。     

国家宗教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今天签署国家宗教事务局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全文如下：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以下简称`境内外国人')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包括在华常住人员和短期来华人员.第三条 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是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按照各自的宗教信仰习惯举行和参与的各种宗教仪式,与中国宗教社会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所…     

康德、哈贝马斯及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

哈贝马斯提到如果把第一人权转入实在法,要实现已经刻写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严格的道德要求,就会产生一种法律义务。作者认为要解读这一观点,需要借助康德哲学中的一个要素,即实行强制性法律秩序的道德义务。通过对哈贝马斯的上述观点及康德理论结构的分析,特别是对人的尊严和天赋权利概念的比较研究,作者论证了哈贝马斯的人的尊严概念相当于康德的天赋权利概念,它们都构成了人权的基础。由于二者对人权以及法律的强制性有着共同的认识,所以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能再次形成康德的论证结构,即以道德为基础的权利义务。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义务构成了现存的和未来的法律秩序的基础,并进而提出了所有行为者都有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     

针对“骑抢”案件发生的特点的几点法律思考

“骑抢”案件是一种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力带来严重危害的多发性犯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对财富需求的增加，一些犯罪分子为走捷径“致富”或解决生计问题，不惜以身试法，“骑抢”案件的发案率一直居高不下，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的热点难点问题。为有效打击防范“两抢”案件，笔者拟从打击“骑抢”专案组两个月的工作经历为视角，简要的提几点关于“骑抢”案件的法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