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公民社会与宗教发展

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宗教发展已经很难“遁世”、“隐居”,更不可能独善其身。虽然现代化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现代化之前,早已出现了全球化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等跨国界发展。从治理的向度来说,宗教发展融合了国家、市场、社会的对立关系,重新创造性的结合国家、市场与社会,引导世界走向善治。而宗教组织要寻求全球性的发展甚至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实现,就有赖于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因此,如果20世纪的政治遗产是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那么21世纪就是建构一个善治的全球公民社会。     

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几个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低参与的社会,民间组织处于被抑制状态。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间组织经历一个政治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体制改革和社会利益的分化,非政府组织及其参与问题重新凸显于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在环保、计划生育等低政治性领域发挥着较大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与政府的互动,将推动中国政治从控制走向善治。     

为协调佛法与王法立论——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析

对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思想进行剖析,认为慧远提出了处理王法和佛法关系的原则：占信徒人数最多的在家奉佛者必须遵守王法和纲常名教;统治者应当尊重出家僧尼“方外之宾”的特殊身份,允许他们不礼敬君王;僧众通过传教对民众进行教化．为社会治理安定发挥作用。     

和谐社会的治理良序分析

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中,以政府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得以初步建立,本文正是从低度政治、动态稳定和政府善治的角度,探讨了当代政府治理的发展特性和建构策略,以期发掘和谐社会秩序建构的路径。     

从《管子》的道德观反思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伦理学说形成的时期,《管子》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流派,提出了德法并行、“国之四维”和“道德定而民有轨”等诸多观点,其核心就是从巩固政权的角度来强调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今,我国公务员的行政道德建设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公务员行政道德失范现象依旧十分严重。公务员的道德失范既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其自身的道德修养有关。《管子》中关于道德教化的一些论述对当今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问题与视角:西方易学的三种研究路径

本文试图截取“西方易学”的三种重要研究路径,对其发展历史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著做简要慨述,在此基础上探讨他们在《周易》文本性质、作者、经传关系及历史诠释上的差异,从而表明,“西方易学”作为西方学术和思想的组成部分,在中西交流的背景之中,是如何根植于西方文化背景之中的.而他们对《周易》的探讨又超越西方文化本身,进入到人类生存基本问题的探讨.     

尊道 贵德 共生 和谐

一、尊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道",是先哲深入观察自然、深刻研究自然规律的结晶。正因其研究的是无所不包的宇宙,所以其价值具有最高的科学性和普适性,是人类一切社会文化活动的总纲,远远高于单纯研究具体某一学科、领域的学说。从语言逻辑、修身养性、地理环境研究、用兵制胜之道、社会治理到治国方略,无论什么样的学派,无论其如何博大精深,总不能超越"道"的范畴,都只是"道"文化的分支。唯其如此,"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历史上主教产生的几种方式

一、耶稣基督直接挑选门徒在耶稣时代,亲自召叫了十二位宗徒作为教会的奠基石(参阅前文:基督永恒———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宗徒们便开始四处传教,宣讲天主之国的来临。主教是由天主制定继承宗徒位者,藉赐于他们的圣神被立为教会中的牧人,使之成为教义的导师、神圣敬礼的司祭和治理的服务者。主教们一经祝圣,就同时接受圣化、训导及治理的     

社会的变迁与司法模式的转变——转型中国基层社会的纠纷处理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场景下,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其功能正从单纯的解决纠纷走向为基层社会提供规范供给,重构基层社会规则体系,强化基层社会制度的正统性基础这一关键层面.这种新的司法模式不仅要求将法官个性化的办案经验体系化,以解决具体的纠纷,而且要促使基层社会正武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相互尊重与合作,最终达成一种立基于多元规则相生共存之上的规则共治.     

"综合创新"与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可以归纳为四种：一是“以西律中”,主张中国走西方的路;二是“以中释中”,主张中国走传统的老路;三是姓社姓资、两军对垒,主张走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四是走综合创新的路。前三种路径都是形而上学的,尽管在某一阶段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选择路径,只有综合创新才是符合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路径选择。对综合创新路径的研究,是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于进一步阐述综合创新理论作出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