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背景下关于高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问题的探讨——以高考文综政治试题为例

坚持“能力立意”是近几年来高考命题的重要原则。教育部颁布的高考《文综考试说明》中的考核原则规定了四种能力,其中“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是高考文综政治考查的首要目标,却是学生成绩提升的瓶颈。本文以高考文综政治试题为例,就新课程背景下“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考核目标的理解、把握以及培养路径做粗浅的探讨。     

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作为社会动员手段的“斗争式运动”——兼评冯仕政、周雪光、蔡禾四篇文章

冯仕政、周雪光、蔡禾相继发表的四篇文章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中国国家运动(或曰运动型治理)的起源、机制、弊端,分别构建了三个理论解释框架。但是这四篇文章都忽略了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与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存在一个根本差别: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不外乎采用激励、惩戒、竞赛等方法实施社会动员,属于"普通型运动";毛泽东时代的运动除了这些常规化方法外还采用"发动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的方式,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斗争式运动"。"斗争式运动"的社会动员效力远非"普通型运动"可比,它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深刻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斗争式运动"的动员效力来自于它的三个基本特征:党的领导、明确的运动目标、高强度内斗争,其中第三个特征最具决定性。"斗争式运动"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存量社会资源以完成某一革命目标,缺点是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资源的积累和培育,最终降低社会动员效力。它的优点使它在毛泽东时代被一再发动,它的缺点使其难以为继,在后毛泽东时代被放弃。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困境及出路

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不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缺乏足够的信任,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合作存在重重的困难和障碍。保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顺利进行,要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科学定位,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思想环境;要转变政府职能,拓展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平台;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多重约束下的协商议事能否推动社区治理合力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社区如何依托社会组织构建组织化的协商治理架构,探讨复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主体在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困境的同时,又屏蔽了多元主体的共识达成和参与动员的复杂性,只将协商议事作为一种协同配合的治理工具或策略性行为,局限了其治理效能和回应性的发挥。基层社会的权力转移需求与社区自治承接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使得协商议事在基层政府追求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多维目标下产生非正式治理悖论。社区协商议事面对自主决策权匮乏带来的非对称性依附问题、选择性协商对居民诉求的回应性困境、有限协商参与的代表性偏颇等难题,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诉诸正式治理规则对非正式治理规则的功能吸纳,也引致了公权力部门与协商机制在离散性张力下的相互依存关系。     

走向适应性监管：理解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治理逻辑

2023年公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政府监管职能相关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尤其以金融监管最具典型性。本文基于监管型国家建设的维度,选择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为研究对象,借鉴适应性监管理论分析视角,并将其与中国监管改革的独特情境因素相结合,从整合性、权威性、抗干扰性和事权集中层面对此次改革的历史背景和特征进行了归纳,并结合外部因素中的监管压力、市场结构,以及内部因素中的路径依赖、交易成本和资源优化等角度,来理解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适应性监管的治理逻辑,最后总结了中国监管型国家建设中的三大观察结论以及未来改革所需要平衡的三大重要问题。     

“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

根据城市社会学理论脉络的梳理和城市社区养老的实地调研,本研究提出“压缩老龄化”的概念,以期在时空压缩视角下透视城市养老问题。研究发现,在时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并存的问题。在空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地理空间上的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制度空间上的集体消费分化并挤压私人消费、生活空间上的家庭内部“重心下移、压力上移”等问题。这种时空高度压缩最终导致了城市养老的诸多问题,比如中低收入老人的结构比重偏高、家庭挤占老人自养的资源、养老治理失灵等。为了化解这些养老问题,政府应该将家庭而非个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单位,并且根据社区类型、老人分化后的不同需求,建设多元的养老模式。     

则天及人：张载社会治理思想探析

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理论品格。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等儒家学说为体,批判地借鉴了佛、老两家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天人关系概念系统,继而“则天及人”——以天道为则,推及人道,对儒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有效诠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在其理论构造中,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本于天道,又经由圣人体而成制,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使得其“则天及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强现实性。     

中国共产党的风险治理：百年回溯与理论思考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风险驾驭能力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运用历史与逻辑分析方法,立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和风险治理这个基本命题,将历史与现实、观念与实践融为一体,回溯梳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进程中治理风险的轨迹。研究发现,党的风险治理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相统一、使命感与责任感相统一、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结晶,在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系列风险治理制度。从历史、现实和制度三个方面研究党的风险治理,有助于总结和弘扬风险文化,深入思考党如何进一步增强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创新,构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风险治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