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北大核心

在202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历史和实践表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其他四个方面的认同才能巩固。     

治好教会大家谈

“治好教会大家谈”迄今已连续发表4期,即将告一段落,由于篇幅关系,本期我们再从来稿中摘登一些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与大家见面,供参考。 这几期所发表的文章,围绕“民主办教”,就今天教会治理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综合起来看,似可在下列问题上形成共识: 一、民主办教是今天教会治理之路,表现在充分组织信徒参与并监督教会圣工,反对在教会中搞“一雷堂”、“家长制”的做法。 二、发挥地方自治的教会治理方式,包括完善地方教会规章、组织、人事,同时有效地发挥各级两会的监督、指导、服务功能(两会不是教会的太上组织),使教会治理形成两会——教会——信徒群众三者相互协调的有机体。 三、民主治教,但必须彰显神主,即各方面都追求“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谦卑寻求圣灵的引领,而不以人意取代神旨。这就要求教会的治理要从灵性上根本解决问题,把治好教会建立于个人与团体灵性素质的提高之上,使教会的治理能始终保持教会特征,杜绝种种为信徒所反对、为教会性质所不容的做法。 四、治理教会在具体的实施中,应当使教会的各项事工有明确的分工,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分工合作,分层负责,消除“挂职的多,尽职的少”的现象,使教会各方面事工井井有条、蒸蒸日上。 《天风》今年开展的治好教会的讨论受到读者广泛?     

邪教概念界定之法教义学路径

学者们对邪教概念之界定并未立基于法教义学,这不利于邪教治理法治化。法教义学是以概念的事实语义为基础,对规范性法概念进行法价值"润色"。在法教义学视域下,邪教是指违法且具有法益侵犯性的宗教。利用法教义学对邪教概念进行界定不会导致邪教概念的非理性扩张或缩小,其可实现对"线上"及"线下"等不具有传统邪教特征的新型邪教进行合理界定,通过法教义学概念对邪教进行科学界定,从而有利于运用法律手段对邪教进行规制。     

儒家传统荣辱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荣辱观教育统领道德教育,以道德教育统领人才培养,这是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和社会治理思想的精华。传统儒家荣辱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无非有二:一在知耻,二在求荣。儒家一贯认为,不知耻无以为人,不求荣无以为尊。因而主张荣耻对立,泾渭分明,荣荣耻耻,礼义立人。以知耻教育来推进义理教育,以义理教育来保障道德秩序,以道德秩序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正是儒家认定荣辱观教育为“治教之大端”的基本思路。认真分析儒家传统荣辱观,可以为今天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困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种反思性的视角

当前,怎样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生活世界的互促互动,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实现,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能否成功。与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强烈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所陷入的尴尬局面: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仍然未能取得根本性和突破性的进展;在研究方式上很大程度上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在研究的终极关怀中,仍然自     

唐太宗悟弓

唐太宗是马上皇帝。从年轻时就开始的金戈铁马生活，使这位马上皇帝对在百步之外就能致敌人于死地的强弓钟爱有加。因为喜欢，唐太宗养成了没事就研究弓的习惯，并自诩研究得比较精通，能一眼分出弓的好坏。[第一段]     

国有大中型企业控制"内部人控制"的对策分析

国企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依然很多,最为突出的是企业长期存在的、大量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未能得到有效的扭转,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严重.本文在辨析"内部人控制"准确涵义的基础上,分析了"内部人控制"在我国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反思了国企改革历程中治理结构的失误,提出必须从外部环境到内部结构来整治法人治理结构,以及从委托人到代理人来完善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制等综合性的对策思考.     

国民经济信息化与中国现代化--略论国民经济信息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路径启示

自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大战略以来,学术界对此的研讨日渐增多.纵观大量的文献,主要是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进行阐发的.本文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作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信息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事实上在经济科技乃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强有力地支持着人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于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促进与推动,更为主要的是它正改变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进程,从而将勾画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轨迹、新路径.本文还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