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斯林子女教育的伊斯兰原则北大核心CSSCISSCI

伊斯兰特别关注子女的教育,因为子女教育关乎一个家庭的和谐,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安危。伊斯兰的教育观源于《古兰经》和“圣训”,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育理念,使子女的教育成为每个时期社会人普遍关注的焦点,成为文人学士更是父母们为之不断努力的指南。     

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风险形成机理与响应机制

“揭榜挂帅”作为新型科研组织形式,对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可能引发复杂多样的风险问题。为此,基于风险系统理论,本文构建“风险源-风险受体-响应机制”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风险源主要贯穿于“揭榜选帅-科技攻关-评榜奖榜”三个阶段;风险受体主要为设榜方、张榜方和揭榜方;各类风险源在“信息不对称、技术创新不确定性、选择性行为”等风险因子的诱发作用下,产生“连锁聚合反应”作用于风险受体,引发各类风险。为此,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以减少风险因子的释放和影响,建立起风险受体的响应机制,有效管控“揭榜挂帅”风险。     

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理念初探

执政伦理是执政主体的执政行为的规范体系 ,主要包括执政伦理理念、执政制度伦理、执政主体的道德品质三个方面。执政伦理理念是对如何规范执政主体的执政行为的理性认识 ,是指导执政伦理建构和实践的思想价值基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 ,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理念的核心。     

低碳理念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思考

如今,我国城市化建设速度飞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城市建设,并对城市绿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应当以实际情况为基础,融入低碳理念,全面考虑各个区域植物配置的情况,提高城市园林景观的美感,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价值与事实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两类重要的价值与事实二分,一类是在世界整体意义上,柏拉图认为在感觉经验的现象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理念（形式）世界,前一个是事实世界,后一个是价值世界。现象世界是由于模仿了理念世界而存在,或它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像。并且,对于理念世界的知识是真知,而对于现象世界的知识,只不过是意见而已。另一类是对于人类政治社会而言,柏拉图认为在现实的政体之上还有一类价值理想的政体,只有它才是真正正义的政体,希腊的四类主要政体并不是真正具有理想价值,它们一个比一个更远离理想价值,因而它们也都只是人类政治社会存在的事实,而并不代表真正的价值。这样两类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对于人类的思维方式有着深远影响,尤其是后者,柏拉图所提出的理想价值政体构想,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乌托邦,在几千年西方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     

则天及人：张载社会治理思想探析

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理论品格。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等儒家学说为体,批判地借鉴了佛、老两家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天人关系概念系统,继而“则天及人”——以天道为则,推及人道,对儒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有效诠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在其理论构造中,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本于天道,又经由圣人体而成制,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使得其“则天及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强现实性。     

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几个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低参与的社会,民间组织处于被抑制状态。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间组织经历一个政治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体制改革和社会利益的分化,非政府组织及其参与问题重新凸显于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在环保、计划生育等低政治性领域发挥着较大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与政府的互动,将推动中国政治从控制走向善治。     

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的相互作用关系

采用追踪设计对438名学前儿童母亲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主要探讨了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的相互作用关系。交叉滞后分析结果表明：（1）相邻两次测量的母亲各元情绪理念之间,社会适应各指标之间均具有中等程度的稳定性;（2）同一时间点的母亲各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各指标之间均显著相关;（3）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之间部分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控制了变量自身的连续性后,前测的母亲情绪教导显著正向预测后测的儿童敏感合作;前测的母亲情绪不干涉显著正向预测后测的儿童愤怒攻击、焦虑退缩行为;反过来,前测的儿童敏感合作能正向预测后测的母亲情绪教导,显著负向预测情绪不干涉、情绪摒除和情绪紊乱;前测的焦虑退缩能显著正向预测后测的母亲情绪摒除和情绪紊乱。     

“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

根据城市社会学理论脉络的梳理和城市社区养老的实地调研,本研究提出“压缩老龄化”的概念,以期在时空压缩视角下透视城市养老问题。研究发现,在时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并存的问题。在空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地理空间上的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制度空间上的集体消费分化并挤压私人消费、生活空间上的家庭内部“重心下移、压力上移”等问题。这种时空高度压缩最终导致了城市养老的诸多问题,比如中低收入老人的结构比重偏高、家庭挤占老人自养的资源、养老治理失灵等。为了化解这些养老问题,政府应该将家庭而非个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单位,并且根据社区类型、老人分化后的不同需求,建设多元的养老模式。     

多重约束下的协商议事能否推动社区治理合力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社区如何依托社会组织构建组织化的协商治理架构,探讨复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主体在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困境的同时,又屏蔽了多元主体的共识达成和参与动员的复杂性,只将协商议事作为一种协同配合的治理工具或策略性行为,局限了其治理效能和回应性的发挥。基层社会的权力转移需求与社区自治承接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使得协商议事在基层政府追求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多维目标下产生非正式治理悖论。社区协商议事面对自主决策权匮乏带来的非对称性依附问题、选择性协商对居民诉求的回应性困境、有限协商参与的代表性偏颇等难题,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诉诸正式治理规则对非正式治理规则的功能吸纳,也引致了公权力部门与协商机制在离散性张力下的相互依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