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的经验与展望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党和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方面积累了甚为丰富的经验,其中比较突出的经验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党建引领的治理路径,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导引方式,全方位多维度的外部监管机制,“三位一体”的内部治理模式。为了充分发挥慈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在总结和推广以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以推进慈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本方向、以新时代慈善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中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工作。     

试论现代化进程中宗教伦理的积极作用——以佛教为例

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还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宗教伦理作为宗教世俗化的产物,在动员社会力量,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宗教伦理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能问接地、潜在地影响社会发展,而体现现代性的社会制度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宗教伦理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其现代转换水平的高低,与宗教世俗化进程密切相关。     

吕澂对佛教心性论的现代诠释

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过程中,就理论上的贡献而言,吕(?)对佛教心性论的新诠释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他看到了佛教处理宇宙人生问题心性化的特点,他才能够进一步揭举出中、印佛学的根本差异。因为对于“宇宙心性化”的处理,本质上必然包含着泯灭欲望、安于保守（性觉）和满足欲望、积极进取（性寂）两种倾向。在吕(?)看来,这正是中印佛学心性论的根本差异。这种说明实际上是站在实现佛学现代转换的时代高度对佛学所作的新的诠释。当然,他的新诠释是通过对“观行”与“转依”这两个佛家人生实践中核心命题的分析而作出的。     

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

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治理能力,而道德能力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以及服务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在地要求唤醒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这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时,要有相应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及道德行动能力。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实现,这即是说,通过道德的制度设置使得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及道德感得以唤醒,并成为其普遍的行动范式,这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而制度重构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的过程。     

论“大流行病条约”的道义实现

审查世界卫生组织订立法律文书的可选择类型,并比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与《国际卫生条例》的立法路径后,发现国际卫生法若采用封闭型路径立法会存在道义实现瑕疵的问题。通过对开放型立法路径的价值阐明,“大流行病条约”构建参与人开放机制具有适宜性;延展义务约束的范围可提供确定性;采用固定的义务约束与协商的义务约束构建多层面的产能保留机制可实现全球卫生治理政治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共融。“大流行病条约”最终需要设立共同原则,以获得共同的认识、使命与行动,进而实现自身的道义目标。

     

“治理失灵”及其救赎——兼论两种不同的社会认知观及行动方案

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好的社会治理"一直被奉为圭臬,是所有社会组织推进治理实践所追寻的终极目标。然而,实现"好的社会治理"首先必须正视治理主旋律中的"失灵"杂音,以"治理失灵"的救赎为契机去规划社会治理的行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失灵"在社会治理中不断蔓延,逐渐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并且形成"治理失灵"的总体性存在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对"治理失灵"的救赎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治理的基本生态,对既有的社会认知观做出及时地归纳与反思,这是正确选用社会治理行动方案的认知前提。其实,"治理失灵"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面向未来的社会治理应当放弃既有的"保守主义"行动方案,继而在革新的意义上去不断刷新治理思维、促进治理主体间的合作以及创新治理工具的协同运用。     

文化自信与中国美学研究

正在西方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文化与思想动力,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掀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渐"的序幕。他把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义相联系,认为"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1]。利玛窦的介绍使西方人看到     

道德信仰及其培育的基本理路

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与长期忽视道德信仰的培育和倡导直接相关。道德信仰是人们对社会倡导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所持的极度信赖和遵从的稳定的心理状态及行为倾向,具有整合道德品质的功能。道德治理是道德信仰养成的现实前提;道德信仰是道德治理的精神基础。道德信仰培育,需要在正确认识和理解其极端重要性的前提下,立足于培养人对于道德的尊重和敬畏感,把创新道德教育和厉行道德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文化现代化的困境与地方性知识的实践

现代化的全球性进程 ,生发了不同地区和国家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 ,构成了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困境。面对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后现代思潮之间的矛盾以及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之间的冲突 ,以地方性知识的实践为条件 ,寻找文化现代化实现的途径就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因为地方性知识的分类、过滤和选择是文化现代化实现的基础 ,而它在实践中的兼容与变异则是文化现代化实现的动力 ,其平等眼光与内部眼光更是对普适性现代化观念和进程的一种矫正。     

都市美学视域下的成都城市精神

所谓都市美学,其研究的不是都市中的美学问题,而是立足都市,以都市的眼光和出发点来研究美学问题。当下,中国正在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小康社会而奋斗。在这个背景下,处于西部现代化建设前沿的大都市成都,与之相适应的美学形态和研究这种美学形态的学科,必然应该是崭新的,并且与社会实践密切相连的都市美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化小康社会的美学形态与都市文化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经济由农业占主要地位逐渐向工业占主要地位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导致民众的居住生活状态快速从村落化转向都市化,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化小康社会与都市化有着不解之缘。都市社会的美学形态和审美文化属于都市文化之一种。都市美学的应运而生即与建设都市文化、打造都市精神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