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氏易传》中的“君臣共治”思想

在《程氏易传》中到处充斥着君、臣这类字眼,可见程颐在解释《周易》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而在众多的政治思想中程颐又特别强调有关"君臣共治"的思想,他常常将爻与爻之间的相应关系解释为政治世界中的君臣关系。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曾指出"君臣共治天下"是北宋新兴政治文化的重要特质,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程氏易传》正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反映。因此,对于《程氏易传》中"君臣共治"思想的阐发,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程颐对于《周易》的解释,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程颐的政治思想。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传统中国的情治与情感合法性

高扬理性与结构,贬抑情感,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共同特征,西方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此中偏颇而有"情感回归"之倾向。中国政治社会理论与经验中存在着一种情感互动,补充着西方的情感政治论述。相较于现代情感研究主要关注消极性情感与情感控制,传统中国的情治更多建基于积极性情感,建构出一套政治制度与社会规仪,具有普遍性的功能,形成了不同于现代理性化、结构化的政治合法性类型。作为理想类型概念,情感合法性回应了传统中国政治中大量的情感政治事实,将统治活动抽象为情感活动,即情感的体认、交流沟通与反馈。情感维度能够让我们体认出传统中国政治的特征,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某些特定行为背后的象征意涵。尽管现代社会结构与自我观念使情感转向工具性与碎片化,消极性情感大行其道,但是,积极性情感及其政治社会建构仍然是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内容。     

村治实现方式视域下的能人治村类型与现实选择

能人治村是村治逻辑和村民行动逻辑的双重呈现。能人治村类型划分有获得方式和实现方式两个向度。依据能人治村实现方式,可以区分为能人集权型、能人竞合型和能人主导参与型三种不同类型,能人主导参与型强调村民参与村治过程,在决策合法性、合理性、主体间的沟通信任度以及村治契合度等方面优势相对明显。现实选择看,魅力能人主导协商型是能人主导参与型的进一步升华,代表了能人治村的发展方向,需要从能人队伍建设、协商化、组织化、法治化等方面全面推进。     

汉末魏晋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

两汉儒家政治思想经300余年意识形态化的实践后,汉末走向式微。汉末魏晋时期,其或是进行自我修正,比如,在政治用人的问题上,由重德轻才走向尚德与重才因时而定;或是汲取别派思想以自我完善,比如,重新评价并提高法家思想的地位,充分吸收名家思想最终形成魏晋礼法之治。总之,儒家政治思想经过新的整合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明清时期云南道教的发展

道教传入云南,早在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创立之时。张陵创教时所立“二十四治”中,有“蒙秦治”、“稠粳治”分别辖有越嶲郡、犍为郡地盘,而汉时越嶲郡大体相当于今云南西北部及四川西昌等地区,键为郡则大体包括今川南及滇东北地区。五斗米道创立后不久,由于受到中原封建统治者的挟制而陷入了暂时的沉寂。据《三国志·和洽传》言,曹操征服汉中张鲁的五斗米道政权后,“竟徙民弃汉中”;大批的五斗米道徒被迫迁出他们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