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与丹经

在南阳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神秘的龙虎呼吸图(见篇末),这幅图的涵义学术界一直不得其解。我们在研究道家丹经的时候,才恍然悟出原来是有关丹经的形象图。《周易参同契》是丹经之祖,作者魏伯阳是东汉人,有丹经王的美称。该书朱子考异前序中引五代彭晓的话说:“魏伯阳会稽上虞人……得古人《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明杨升庵《古文参同契序》中说:“《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又引《悟真篇》中的话说:“叔通受学魏伯阳,留为万古丹经王。”在魏伯阳之先就有《龙虎经》流传于世,后经魏伯阳的实践与发挥,《龙虎经》便…     

论两汉章句之学的谶纬化

由于两汉的章句之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甚为密切,而谶纬又主要是今文经学神秘化、庸俗化和政治化的产物,这决定了谶纬说不可避免地会对章句之学产生影响。这个结论,能从两汉章句从膨胀化到减省化的发展轨迹中获得证明——王莽时代“减省章句”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谶纬说来改造章句的过程;光武帝时代对章句的重新减省,也是以谶纬为准绳的;至于东汉其他时期对章句的减省,同样不脱谶纬的影响。残存于今的《孝经章句》,则为章句之学的谶纬化提供了一个文本证据。     

哲学视野下的汉易卦气说

卦气说是汉代易学家在融旧铸新的哲学诠释学进路下所显发的基本学说。此说始彰于孟喜,大显于焦赣、京房,深化于《易纬》,发皇于马融、荀爽、郑玄诸人,达其极致于虞翻,透显着相关易学家独特的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切,昭示着汉代儒者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基本社会人生理念,也部分地反映出神学的人文化与人文的神学化这双重并行而互补的学术文化过程在该时代的演进轨迹。     

汉代儒学与中医理论的互动共建

古代中国由来己久的天人之学在汉代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盛行,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学术思想的方法论.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构建了社会伦理的秩序,<黄帝内经>用阴阳五行搭建了人体生理的联系.他们在以阴阳五行作为方法论以构建各自思想的同时互相推动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和完善.     

从汉代《错银铜牛灯》的艺术特征看设计的功能和形式

"设计就是设想、运筹、计划与预算,它是人类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设计."(尹定邦语)这就意味着人可以自由地在科学和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利用材料制作生产工具或生活器具,而设计则创造这个工具或器具的样式与结构.     

汉代的盛世伦理及其当代意义——董仲舒伦理思想的启示

继承百家争鸣的成果并与统一王朝的时代要求相结合,汉代的盛世伦理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人类道德与伦理精神的理解,浸润、滋养并融会成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董仲舒的伦理思想具有以儒为主、兼摄百家的包客精神、天人感应的天道精神、更化有为的"强勉"精神、厚德简刑的德性精神等特征.生命的物化与理精神的沦落、精神家园的失却,成为当今时代人类性的问题.中华民族重塑当代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葆有"精神的自我",这可以从董仲舒伦理思想的内涵及建构方式获得重要的启示.     

论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自创立完善后,其中的治世功能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汉武帝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迫使他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董仲舒适应统治阶层的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形成一套神学化了的新儒学体系。在其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开始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使汉代的法律在司法、立法、民事、刑法原则等领域逐渐儒家化。     

汉代裸体绘画艺术研究

裸体艺术是指人以本来面貌,以其特有的意蕴,通过人类思维转换,用双手复现在不同载体上的艺术.人类最早表现自己的艺术就是裸、袒、露的,而且,蕴涵其中的单纯而强烈的情感也如他们的身躯一样地赤城坦荡.在原始时代中国已出现裸体艺术,汉代已有裸体写生和裸体模特.与西方古罗马时期的裸体绘画艺术相比,由于国家制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两者对裸体艺术亦有着不同的表现与审美特征.     

董仲舒的法学思维方法及其与汉代法律制度的关系

有一种关于中西方法传统的区别的成说,认为中国之法传统可以名之为“法自然”,而西方之法传统则应名之为“自然法”。中国“法自然”的法传统的形成与汉代以董子之学为代表的具象思维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里,“法自然”之“自然”应理解为人格化的自然,而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至上神”的自然;“法自然”的方法是“法象天地”,也就是以“天”为至大无外之“象”,通过“循象观意”、“因象明理”的具象思维,从人格化的自然中获得对于社会人生的体悟;“法自然”的法学思维对于汉代的法律制度有显著影响,它是论证制度合理性的依据。汉代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比如宫制的设置、阴阳刑德及顺天行刑的思想和制度等等,都以“法象天地”也即“法自然”为论据。     

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

从授学方式上来看,汉代的儒学教育概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官方教育系统包括京师太学和各地设立的州郡学校。整体上看,朝廷对太学教育较为重视,开明官吏对地方学校的建设亦多有可观,官学所在之处也成为传授经学知识和社会礼仪的重要场所。私学是对官方教育的有益补充,汉代的经师名儒甚至位高权重的大官吏,都可能成为私授经学的主体,其生徒则是公府察举和辟除的对象。官学和私学的共同发展,促使汉代儒生的队伍愈发庞大,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士大夫官吏间交结频繁,从而成为社会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