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延福宫述略

大慈延福宫位于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 0 3号 ,始建于明成化十七年 (1 481 ) ,庙内主祀天官、地官和水官三神 ,因此又被人们称作“三官庙”。该庙建成后 ,明宪宗曾经撰写碑文 ,记述了建庙初衷及该庙建筑规制 ① 。正德十一年(1 5 1 3) ,明武宗赐封该庙住持严天容为真人 ,“领道教事”② 。可见当时大慈延福宫受到皇室重视 ,地位非同一般。明清时期 ,北京城内外的众多三官庙中 ,当属大慈延福宫规模最大。全庙由正院和东道院组成。整体布局严整 ,气势雄伟。沿中轴线由南向北 ,依次排列山门、大慈延福殿等主体建筑。山门为七开间 ,黑琉璃瓦调大…     

闽台民间信仰发展历史之简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过长期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历史上,台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曾是福建的一部分,伴随着大批闽人移居台湾,闽文化也移植到了台湾,两岸人民共同铸就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闽台文化。     

规范管理 适应社会——对莆泉地区民间信仰诸问题的调研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它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社会基础。我省民间信仰历史悠久。仅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总数当数以十万计,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超过现有的五大宗教。其宫庙及信众之多,覆盖面之广,为各省所仅见。我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主要分布在闽南的农村、集镇和沿海的山区。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社会现象,它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     

城隍神信仰与道教

城隍是中国民间的城市保护神。城隍在宋代被纳入道教的神灵系统,它作为道教吸纳的民间神祗之一,在道教民间神灵中颇具典型性。因此,城隍神民间信仰的形成,城隍何以衍化为道教的神祗,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信仰特点初探

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空前兴盛并日益世俗化,民间佛教信仰成为敦煌佛教的主流,广泛地影响着民众日常生活。本文利用敦煌文献和石窟艺术资料,通过对敦煌民众佛教功德活动的分析,指出在佛教中国本土化、社会化、民间化的大环境下,敦煌佛教信仰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兼容性,且带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特点。     

闽侯县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与宗教体验——兼与全国汉族地区调查数据比较

通过对福建省闽侯县调查数据与全国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福建省闽侯县农村居民自认为自己是宗教徒的比例是全国平均数的3.4倍,他们还认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是佛教或道教,但实际上他们大多是民间信仰的信徒。汉民族的宗教信仰可分为制度化宗教与泛化宗教信仰两大部分,闽侯县农村居民大部分人都是泛化宗教信仰者,泛化宗教的影响力超过制度化宗教的影响力。闽侯居民的宗教信仰具有功利主义特色,宗教体验缺乏神圣性,不关注彼岸世界,相信因果报应与运气,但不迷信也不沉溺于宿命论,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对生活满意度自我感觉较高。     

地域社会变迁与民间信仰区域化的分异形态——以近800年来福建民间信仰为中心

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与佛道教发展息息相关却又独具特性,民间信仰的区域化既是民间信仰地域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更是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地理学的重要主题。本文以我国民间信仰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福建为中心展开研究。福建沿海与内陆地区民间神明信仰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南宋时期,福建沿海地区佛道教信仰式微,民间信仰取而代之,并在民间神明的敕封总量与信仰取向上与内陆趋向分异。沿海神明信仰的区域化进程相应展开,明清时期尤为显著,进一步形成与内陆分散化态势明显不同的体系化格局,而这一体系化又是在"高层—低层"之间形成地域层级的转换中逐步实现的。这不仅是地域社会变迁的深层反映,更隐含着地域社会与民间信仰的内在关联中经常被忽视却又是关键性的特征。     

沿河烟火架

烟火架是一项民间绝艺，通过手工编制而成，沿河土家民间艺人称其工艺为“爪扎装颜”。是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民族化遗产，亟待发掘抢救。     

河西民间宗教宝卷的叙事体制

河西宝卷是流传在甘肃河西地区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河西民间宗教宝卷是河西宝卷中的一类,这类宝卷在河西宝卷中产生时期较早,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叙事体制。本文从袭古式的命名、写实式的序言和韵散相间的文体形式三个方面对河西民间宗教宝卷的叙事体制进行阐述。通过对其叙事体制的分析,为探究河西宝卷的来源提供新的佐证和研究途径。     

以道为教 多元通和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大教,有着中华民族的鲜明性格特征和传统文化的深厚积蕴;同时又有着海纳百川、会通众教的胸怀,正在以自己特有的柔性方式走向世界、影响世界。它不以扩大组织规模为目标,而以传播老子的智慧为己任。从比较宗教学的视野看,道教是多神宗教,在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