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模式设计

科学、完善与有效的救济制度模式设计是政府采购制度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由于政府采购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采购法的主要目的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确保市场公平运作,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与推进政府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而政府采购法目的的实现,最终需要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加以保障。因此,它一方面决定了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首要目标是偏重赋予第三人的权利救济,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在模式选择与设计上是分阶段进行的。     

《圣本尼迪克清规》评述

圣本尼迪克在总结前人修道经验和自身修道实践的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圣本尼迪克清规》,把隐修制度纳入了西方的教阶体制和自然社会环境。《圣本尼迪克清规》注重《圣经》的首要地位,积极推崇住院修道,充分强调院长权威,也注意维护修道院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圣本尼迪克清规》立足于修道生活的初级阶段,重修道实践而轻理论阐发,指出那些渴望至善境界的人们还应该效法东方圣教父们的榜样,遵循他们的规章。但是随着《圣本尼迪克清规》的流传,人们逐渐满足于将其作为修道生活的最佳规范,从而在事实上塑造了独立于东方的西方隐修制度,其结果可能导致了修院修会对罗马教廷的依附以及与它的联盟,过度地卷入教俗斗争,教会的高度集权及其腐败与改革的反复,以及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对隐修制度的摒弃,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圣本尼迪克及其清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基本演变脉络。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更好发展“中国蓝图”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路径的摒弃与超越。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自信自强走向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天然的示范，形成了自然的吸引力。在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变革动荡期的大变局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更加鲜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制度文明，创造了人类更好发展的“中国蓝图”。     

师专保送生与统招生心理素质比较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师专保送生与统招生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学业成绩和远期行为比较发现:1.两类学生从总体看,在上述四个方面基本不存在显著差异;2.保送生智力等级分布较统招生大;3.统招生在独立性因素和在新环境中的成长能力方面明显优于保送生;4.文科保送生在许多方面比统招生略占优势,而理科则相反,但大部分差异都不显著。     

明清丛林僧职制度研究

僧职是办理具体寺务的职能机构,在丛林中起着辅助住持、服务僧众、维持共住秩序的重要作用。僧职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以及权责关系可以统称为僧职制度。明清丛林僧职制度承继宋元制度文化传统,组织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局面,在中国寺院制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论新时代深化村民自治的“双向制度”供给——基于村民自治制度与乡村非正式制度融合的视角

村民自治制度实施30多年来,尽管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出现了"无动力的自治""无能力的自治"与"无根的自治"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摆在了与完善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基本齐平的位置上,旨在解决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通过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制度合力的形式,深化村民自治。从制度的属性上看,村民自治制度是正式制度,村规民约则是非正式制度。因此,中央做出的策略布局实际上就是要在村民自治实践中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融合共生的"双向制度"供给系统。当然,基层农村的非正式制度不仅只有村规民约,还有其他一些形式的具体内容。准确地把握"双向制度"供给的精确意涵,需要我们回到形成这一系统的必要性、条件这两个问题中去,并结合当下我国乡村实际,做出可能的建构策略规划。     

计算机机房管理之我见

学校计算机机房由原来的4间扩建为15间，并配备了包括计算机在内的众多先进设备。在接下来的教学中使用频率较高，对于怎样管理与维护好计算机机房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科学统筹地管理机房，能保证正规有序的教学秩序，确保教学质量的提高；本文结合工作中机房管理的经验，以适应教学需要为出发点，对怎样科学有效管理计算机机房进行探讨。     

雪域欢歌颂和谐——习近平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动

习近平强调,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民族团结不断巩固,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西藏6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西藏必将迎来更加繁荣、更加进步、更加美好的明天。     

红与专的张力:1949-1965年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的实践与问题

本研究论述的是建国初期(1949-1965)国营工厂从工人内部选拔技术干部的问题。自建国之始,共产党一直尝试着将政治忠诚的选拔原则植入到技术精英选拔的过程之中,努力改变"旧知识分子"对技术的垄断局面,使其能够掌握在共产党所信任的工人阶级手中,这种执政理念的代表性政策是从工人中提拔技术干部,实现技术领域的无产阶级化。但是,这一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阶段性的效果差异。本研究发现,影响工人技术干部选拔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内部党政领导权力关系的变化。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政党主导的干部选拔工作,往往会由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再分配者向工农家庭及其后代在就业、职位晋升等方面提供照顾,表现为一种权力的授予关系。但是,注重阶级出身、政治表现而忽视技术能力的干部选拔,会对行政部门完成生产任务产生负面效应。企业党政领导因外部环境的制度变迁和内在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与技术干部提拔标准的阶段性转变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对工人和技术干部的个人生活机遇造成影响,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政治与经济"的二重话语在当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