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视阈中的民国时期中国心理学发展史考察——基于民国时期心理学图书的计量分析

中国科学心理学是在20世纪初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通过传入西方心理学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学图书的出版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中收录的心理学图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心理学图书的年出版量、编著与译著的比较、出版数量的地域差异、分支学科的出版特征等四个方面的出版状况进行计量分析,探讨其形成原因和历史背景,试图从出版视角对民国时期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微观的历史考察.     

民国初期的佛教组织与慈善思想

<正>民国肇始,百废待兴。一方面彼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与战乱的影响,造成社会上产生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蔡勤禹指出:"民国社会弱势群体与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有共性,根据这种特点,民国弱势群体可以分为灾民、难民、失业者、残疾者、乞丐、失养儿童、鳏寡老人、不幸妇女等。"[1]这些弱势群体需要得到社会救济,而彼时的社会救济制度并不完善,佛教慈善救济事业在那个     

从秘密教门到邪教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阻碍生产力发展是邪教的应有之义。根据秘密教门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得出封建社会的秘密教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邪教,民国以来的秘密教门,丧失了反封建的革命性质,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蜕变为邪教。     

虚云和尚的道场建设思想

众所周知．明清以来．中国佛教在整体上显现衰微之势。到了清末民国年问,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和国内政治对佛教剥夺之加剧．这种衰落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挽救危难中的佛教,一大批高僧大德纷纷问世．为危难中的中国佛教把脉开方。他们都一致认为．佛教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根本原因是,僧团素质低,道风不振,戒律松弛,不关注现实人生,等等;所以佛教要生存、要发展,必须首先革除自身的痼疾,树立正气,强身固本,所谓“真气内充,邪不能干”．     

20世纪以来陈衍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陈衍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以前,一些诗友诗歌、民国诗话、文学史以及南社为主的革命派,对陈衍的诗话、编纂、诗歌有所评论,但多为只言片语的泛泛之论.而南社等革命派对同光体诗人的否定态度,直接导致建国后陈衍在文学史上地位不尊.80年代后,一批具有特色的专题论文出现,对陈衍的诗学不同程度地作了从概念内涵到义理层面的挖掘,有关陈衍的研究开始走向客观深入.而揭示陈衍诗歌与诗学中所承受的文化思想内涵,应是今后陈衍研究的重要任务.     

民国报刊反女性束胸言论解读

民国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当时社会风俗的转变对女性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而对女性身体的改造成为了革除陋习的必然要求。本文借助于民国时期的相关报刊资料,梳理出这一时期社会各界反对女性束胸的原因,为更好地理解此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一个新视角。     

智慧城市背景下历史文化街区景观再生产研究——以晋江五店市为例

近年来，聚焦提升街区管理质量、创建品质城市并积淀文化底蕴等要点推动智慧工具在城市建设中的深化应用，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的重要工作思路之一。聚焦智慧城市背景，探讨福建泉州晋江五店市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景观再生产的背景、展开进程、改造必要性及面临的问题，从明确基本原则、促进绿色出行和盘活文化工具等视角出发，提出将再生产和智慧城市概念导入晋江五店市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景观提升的具体策略，以助力相关实践应用和理论深化。     

民国《寺庙管理条例》的颁布与废止

《寺庙管理条例》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1月公布的单行寺庙管理法规。条例的公布因应了当时各方的要求,但由于出台仓促,带有明显抄袭的痕迹,存在的问题颇多,因而导致佛教界的普遍反对。条例公布的当年,国民政府只得明令废止,另行制定《监督寺庙条例》。一、各方呈请另颁寺庙管理条例我国对于寺庙管理,向无单行法规,故每遇寺庙纠纷,只得由当地官署量情处理。1913年6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公布《寺院管理暂行规则》,计正文七条,此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民国高等教育的转折与演变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在采择、吸收他国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并得到快速发展。但时局动荡和战火绵延,也给高等教育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政治的渗透更使教育深受其苦。民国高等教育体现出精英化的特征,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相去甚远。大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也未能很好融入到中国社会之中。     

政治视域下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分析(1927-1937)

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在政府强力撬动下,南京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但混乱分散的市政权力分布、更迭频仍的人事和组织问题、急转直下的国家安全形势,使得市政推行备受掣肘.在这种情况下,这座传统政治都市的现代改造虽卓有成效,但各类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其真正的现代转型还任重道远,城市发展已填补了若干空白,可经济结构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事实证明,作为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中枢,南京并未跳出政治都市容易受政治摆布的传统窠臼,1927-1937年这短暂而华丽的十年只是一个“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时代,其现代化成就不可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