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处方权的法律规制

处方是由医生(包括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及乡村医生)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的、由药学专业技术人员(以下简称药学人员)审核、调配、核对,并作为发药凭证的医疗用药的医疗文书.长期以来,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处方权一直由医生单独主持,缺乏一套处方监管机制,难以保证处方的合理有效性.从法制方面看,有关处方的个别性规定散见于许多相关的法规中,没有系统全面的处方法规,这是导致处方滥用的重要原因.严格处方制度,规范处方行为,是当前卫生法制的紧迫任务.从这一意义上讲,<处方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出台的非常及时、必要.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两科工作者继续联盟 关注现实以尽社会之责——“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座谈会综述

2011年9月13日,由中国无神论学会、《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组织,自然科技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部分媒体记者自愿参与的＂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座谈会,在北京圆山酒店举行。与会人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牛顿科学世界》杂志社、《五柳村》网站。     

朱利奥·普雷蒂奖

朱利奥·普雷蒂奖是由托斯卡纳地区议会在2007年设立的,它是地区议会为了把研究与教育联结起来而建立的“伽利略行星”项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加强知识精神与民主价值的结合。     

从无支配自由到论辩式民主:佩迪特的共和主义国家观解析

为建构区别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佩迪特主张用无支配自由观取代伯林式的无干涉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在将"无支配的干涉"纳入自由的范围的同时,将"无干涉的支配"排除在自由之外,认为国家非专断、非任意的干涉无害于自由,国家应积极作为以消除各种支配性因素的存在,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守夜人"形象,确立了积极国家的合理性.佩迪特反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自由并不预设任何政体形式的主张,认为无支配自由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内在关联,而论辩式民主就是其中可供选择的制度形式.     

彝族“伙头制”与宗教信仰——以云南省永仁县中和乡直苴村调查为中心

本文以云南直苴村为个案,通过田野调查,从彝族村落组织伙头制的组织形式、伙头主持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等为切入点,探讨彝族村寨组织(伙头制)与宗教信仰在彝族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直苴村彝族正是通过伙头制与伙头主持祭祀的神灵一起来对村落日常社会生活进行规范,从而达到禳灾祈福、护佑村落、和谐生活的目的.同时把祖先有关的神话故事传说粘连在宗教祭祀仪式中,在伙头担任者与伙头主持祭祀的神灵的禁忌中,凝聚对其祖先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     

中国政府过程的体制症结探析:以政策过程为中心

政治是政治主体通过可影响其他政治主体的行为来将自己所代表的政治基体的利益上升为政策内容的活动,而把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内容予以执行的活动就是相对独立于政治的行政.所谓政治行政化,是指政治组织及其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而且政治同时承担着行政功能的状态.所谓行政政治化,是指行政组织及其运行严重丧失自己固有特征的状态,也是行政明显淡化作为其本质特征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而且过分热衷于政治理想或权力斗争,或者被政治所左右的状态.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在政策过程的基本阶段、主要参与者的基本关系、官僚制、政策执行体制或结构安排、政策行为的责任,以及政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合理性和专业化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实际上也是说明当代中国政府行为及其实际过程并在思考中国未来发展战略路径方面不可或缺的基本视角.     

政道民主与治道民主: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的战略抉择

当代中国的诸民主实践形式与理论证明关注的都是治道民主,治道民主替代了政道民主而发生了僭越.现代民主只能是政道民主基础上的治道民主,缺乏政道民主支持的民主形式是伪民主.种种仅仅落在治道层面的民主形式与种种反对民主的主张,将中国的民主实践推向了一个十字路口,使中国的民主在理论上显得混乱,在实践上走上歧路.分析中国百年来三波民主浪潮,必须首先确立起民主的宪政法治内涵,才足以告别扭曲民主,步入民主政治殿堂.     

权利的救济权能与公权

作为权利的三大基本权能之一,救济权能是保障和手段性权能,具体又包括获得侵权者救济权能和获得公力救助权能.获得公力救助权能所要求的公力救助性义务,在地位、性质、内容和主体方面都具有特定性,应独立类型化.这种义务的充分确认和配置,取决于从充分保障权利的目的出发,遵循权利的基本权能充分化和完整化等法治基本原则,建立合理分工与制约的民主宪政式的权力体制.     

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规范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提出的独特问题,它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法理基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国本.党与人大的规范关系可以概括为"权力在人大,权威在共产党".这一规范关系基于权力与权威的明确区分,它通过对人类历史上成功政治实践的考察而提出,既符合我国国体及宪法性文件的实质精神,也符合我国政治实践的基本经验.在实践层面,按照权力与权威分立互补而统一于宪法的政体设置,可以实现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