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启蒙心态

启蒙心态(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力的意识形态,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实际上,作为现代特征的,人们关注的所有主要领域,比如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从启蒙心态中受惠或汲取养分。而且,我们追求的那些被视为属于现代意识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如果不是在结构上,就是在起源上,与启蒙心态密不可分。     

教育与民主社会的建构——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评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教育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经验的不断改造”等主张,通过确立教育的民主价值取向来为建构民主社会作准备。我们应当从杜威生活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出发来评价他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本和民主的价值取向

本文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将民本和民主各自的起源、发展历程、特定内涵、二者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以及传统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 ,进行了客观、历史、具体的分析 ,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既要以民主作为我们的最终价值取向 ,又要以民本思想作为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     

儒家的贤能政治及其现代困境

儒家的治国模式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贤能政治。所谓的"贤"是和"德"紧密联系的,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格,而"能"则是指一种治国的才干。在贤、能关系上,儒家未做严格的区分,甚至认为"德"便是一种最大的"能",因此儒家的贤能政治本质上就是"德治"。儒家的贤能政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显示了其作为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的独特优势,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其与时代发展的不适应性也越发凸显,从而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审视儒家贤能政治的理论困境并思考其应对之策,进而实现其现代转化。     

协商民主影响公共政策的若干思考

制定公共政策需要发扬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在于可以优化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完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以及促进公众参与和诉求表达,最终形成政策共识。创新协商民主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必须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议题提出和形成的民主协商;努力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兼顾协商民主各种诉求表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强化公共政策制定中协商过程的公开性和协商意见的透明化;树立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型协商的理念。     

政府供给与基层协商民主生长:基于三地实践的考察

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已经进入全国性推进与应用的操作阶段。但是,在该种民主形式的生长路径及其主要推动因素的问题上尚缺乏针对性的理论探索。论文选取浙江温岭、四川彭州和云南盐津三地的基层协商民主为考察对象,发现政府主导下的实践与制度供给是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生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这种生长路径又可称为供给式协商。政府供给是基层协商民主持续生长的重要保障,但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具有结构性的非均衡特征,因而又给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可持续生长带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必须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体系。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思考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我国现实官僚体系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坎陷与民主——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启迪、补充与前瞻

通过坎陷开出民主是牟宗三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包含着深刻的理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认定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民主,肯定儒家政治的层面不低于西方的民主,坚持开出民主不应抛弃儒家道德的传统,主张完善的政治形式应当道德与智识二者齐备等方面。但由于牟宗三对性恶的层面重视不够,使其思想无法真正落实,这又构成了其相关思想的缺陷。文章最后还对坎陷开出民主的前景谈了个人的理解。     

天气是不能圈养的

天气自身有它的规律,人未必充分地认识到,即使充分地认识到以后,也未必充分尊重。我们知道,天气本身也有野性,我们现在是在驯化天气,是在驯服天气。在驯化天气时,你不能把一个天气由狼驯化成狗,不能把一个野生的天气用来圈养,如     

论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的伦理控制

在我国,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行政裁量权的控制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容易被人们忽视,即使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其研究也总是遵循立法—执法—司法的"法制主义"思路,使得研究具有明显的"单点注入"特点。对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进行法律控制,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均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裁量权,对其实施有效而合理的伦理限制与伦理控制,应当是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之合理行使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