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党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经受执政的考验,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党理论。在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重温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对解决我们党自身建设的现实问题,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仍有许多重要的启示。     

建国后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的困窘与张力——基于"组织起来"的视角

"组织起来"像一条金线贯穿于建国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也渗透在毛泽东的农业合作思想中.作为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有力的通俗表达方式,"组织起来"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也有着背后的政治逻辑."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发展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工业化建设,但是,基于那个时代的局限,经验的有限与实践的复杂,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凸显出理论、利益及制度方面的困窘,从而不可避免地在农业合作实践中遭受挫折和失败.今天,面对亿万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思想再次呈现其广阔的前景和张力.     

农村人民公社消解的再思考

集政治经济功能于一体、承载着多业并举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之重任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存续了二十余年,对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然而最终走向了终结.对此,学界看法众说纷纭.本文作者看来,影响并导致人民公社的最终消解,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公社的"去工业化"并"去商业化";同时,公社体制内的行政权力机制存在着缺陷,人民公社干部素质和能力与对其要求之间的差距,以及大规模组织中普遍存在的监督困难与激励不足,也是公社消亡的重要原因.     

集体主义的伦理意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探寻

社会主义集体利益具有总体性、普遍性、公共性、实体性特征.社会主义伦理同一体的建构,必须制定集体主义伦理原则,用以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伦理行为构成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中项,个人敬重集体并遵循集体主义伦理原则,伦理冲动方可能转化为集体主义的伦理行为.     

现代性弊端及其超越:毛泽东的“革命”方案

毛泽东的"革命",既是一场驱动着古老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卓绝的努力,同时又强烈地体现出对于"现代性"弊端进行反拨的价值维度:针对现代性过程极易产生的官僚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他试图通过一场全方位的文化大革命实现权力重组,以巩固其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针对现代性过程中所带来的片面的发展主义的经济模式,他试图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来寻找一个"发展"和"公正"的结合点;针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他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来破解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这一历史性难题。在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致力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弊端,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现代化方案,成为毛泽东"革命"的一个重要主题。     

中国传统"革命"思想的两个维度及毛泽东的"革命"逻辑

传统中国蕴含着两种“革命”思想的维度:一是圣人救世的“汤武革命”,一是基于压迫而进行反抗的农民起义。这两个维度对于既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传统的规范性文化教育,同时又深受非规范性文化熏染的毛泽东来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他“圣人救世”与“压迫-反抗”的两种“革命”逻辑。这两种具有不同文化气质的“革命”逻辑在毛泽东思想中得以结合的根本基础是他尚变求动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与毛泽东本人有密切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宣传有发起作用。1950年以后,从大规模普及毛泽东思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都与毛泽东努力捍卫自己的思想使之在实践中不受干扰分不开。只有正确说明毛泽东怎样看待人们对自己思想的宣传和学习,才能真正完整叙述毛泽东思想及对其宣传的历史。     

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从《毛泽东传(1949-1976)》的写作谈起

本文从《毛泽东传(1949-1976)》的写作谈起,对毛泽东新中国之路的探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毛泽东建国后主要是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进行现代化建设;二是在外交上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三是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这三件事的得失成败均应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方能得出恰当的结论。     

新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明确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新哲学会群体对其进行了初步论证。该会内部对这一命题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但其论证的发展趋势,则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与毛泽东的名字相联结的逻辑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为后来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论的得出,以及与此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能够成立,并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也体现了领袖者个人毛泽东的理论智慧,以及新哲学会群体理论论证的贡献。今天在继续使用这一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时,不应忽视其原初的本真意义,并要赋予其普适性和时代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