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到书法:汉晋间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传承与流变

西汉时期,琅琊王吉以通经而入仕,家族开始振兴。王吉与其子王骏、孙王崇三世为官,家族政治和文化地位开始上升。但是,自王崇开始,家族子弟不再固守通经入仕之路,家族在东汉并不显赫。魏晋时期,琅琊王祥以孝行入仕,并对当时盛行的玄学和道家思想有所涉猎,家族文化出现多元化发展倾向。西晋时期,王戎、王衍等人全面谈玄,由此而激发出艺术精神,家族出现研习书法的热潮,书法文化开始成为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这为琅琊王氏在东晋成为书法文化世家奠定了基础。     

董仲舒君权天授说的积极意义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界对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说大多持否定态度，因为其与现代政治精神格格不入。然而，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说是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应该同秦王朝的法家思路线和极端专制政治现实相比较。沿着这一思想路可以发现，君权天授说包含了对君权的道德约束，反映了士大夫政治精神。因而，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意义。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地发展,从而偏离了原始儒学所遵循的精神。本文即根据这一认识,就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偏离的问题作些粗浅论述。     

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力作——读王洪军著《中古时期儒释道整合研究》

<正>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史学研究中来,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思想史,无疑是对传统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和创新。又,从年鉴学派引入中国以来,不少学者都强调越过王朝更替,打破政权壁垒,将同一社会架构下的一大段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历时性贯通的同时,关注这个时代的经济、     

开展儒学的深层对话

开展儒学对话,是文化思想交流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儒学的深层对话,实质上是哲学层面的对话.普及性的对话也是重要的,但是,首先需要探讨并提出深层的问题,这样才能推进儒学的交流与发展.譬如,通过仁学的深层对话,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其"殊途而同归"的道理,更能增强信心,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从“文化断裂”看传统儒学的复兴

儒学在经历了"五四"以来的深刻而又偏激的批判和文革中全面彻底的扫荡之后,似乎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大潮的强力冲击和深层渗透下,"现代化"语境进一步加深了传统文化的危机并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断裂。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学如何摆脱内外困境,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让国的争议——以《春秋》季札叙事为研究案例

春秋末叶,专诸受阖庐之托刺杀吴王僚。这一变故的源头,可从季札让位说起。尽管三传对季札让国的美德并无异辞,但自唐宋以降,像胡安国等人却总是怪责季札的各种不足,因而引发宋元明清许多儒者的争议。本文透过季札让国一事为研究主线,阐述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对《春秋》经传的不同理解,从而澄清一些政治伦理的问题。     

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与自我认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为人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自我认同的精神家园.在儒学看来,人就生活在现实的人伦关系之中,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则是在现实的人伦关系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想建构.自我认同就是要认同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同时认同儒学人伦关系规范中为每一个个体自我所确立的地位、德性.儒学的自我认同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自我认同问题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梁漱溟对佛教的哲学化阐释北大核心

梁漱溟是近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从1917年12月起为北京大学学生讲授印度哲学,1919年底在讲义基础上著成《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此后,他对佛教多有论述。与对待儒学的态度一样,他认为欲明晰佛教思想的内容就必须对佛教正本清源,并形成解脱个人痛苦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全新理论。本文以《印度哲学概论》为中心,探讨梁漱溟对佛教的哲学化阐释。     

子学和经学

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