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隋及唐初的儒学统一

南北朝时期,在有关"五经"的师承上,南北儒学一方面如双水分流,各有渊源;另一方面又互相影响,彼此修正。南方儒学在周隋之际北传,５８９年隋统一南北后,儒学进一步的交融造就出如刘焯、刘炫这样兼通南北的儒学大师,南学更一度风行河洛。在唐初大一统的背景下,孔颖达兼采南北,加以折衷,主持修订了《五经正义》,完成了这一时期儒学的初步整合和统一。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儒学的现代危机:启蒙话语与创生范型

回溯历史,儒学的每一次重大转型与发展都与其遭遇的困境以及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时期儒学批判话语的历史情境下,"儒学与现代性"关系问题逐步凸显出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和需要认真回答的历史性课题。一、"五四"运动下的儒学危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日加剧以及中国自身政治统治的没落,传统儒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传统士大夫们所尊奉的孔门圣教在西学的逼近之下也呈现出持久的紧张与冲     

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综述

<正>2011年9月27日至29日,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在位于孔子故里曲阜的中国孔子研究院召开。世界儒学大会由中国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省文化厅、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济宁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孔子研究院共同承办。     

孔孟儒学与“玄学”及宋代理学的区别

孔孟儒学,是中国族群的优良文化传统,需要辨明道理,剔除糟粕,让孔孟儒学推崇爱民、养民、育民的德政传统,广大于中国,构建安民和谐的社会。玄学产生于君主无为,大臣（世袭职位的门阀士族）专权。任继愈指出,“玄学”与“先秦两汉的孔子大不相同”。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这是继承德政传统,不是独辟蹊径的新说。宋代理学宣扬“天理”被确认为官学后,抑制人服从君主,因此不能把熏染着封建糟粕的宋代理学,硬拉进孔孟儒学混谈。继承儒学传统,发展中国,是不能推辞的责任。     

关学源流特征与《关学文库》的编纂

<正>关学开派,肇自横渠。北宋时期,在陕西关中形成的一个以张载为核心、以其所创立的新儒学为特征的有全国性影响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史称关学。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陕西眉县横渠镇度过,并长期在关中讲学,人称"横渠先生",其所创立的关学为孔孟儒学在宋代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载也因此而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南宋学者吕本中最早提到"关学"这一概念1,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祎     

曲阜共识:儒学社团的时代担当

<正>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大作用。它向人类提供了为学、为政、为人、为道的许多基本理念,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东亚、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共鸣。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儒学社团和专家学者齐聚儒家圣地曲阜,举行第二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隆重纪念儒学创立者孔子,认真学习与领会习近平总书记2013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儒学私德论的起源及意义——基于东亚视阈的考察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启了近代以来关于公德和私德持续不断的学术讨论热潮。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概念的使用是受到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影响,所以东亚视阈是理解其思想的一种有效补充。基于这一视阈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与日本早期公德私德论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以积极性和消极性作为区分公德和私德的重要标准,并在此标准下将儒学评价为消极性的私德,不过梁启超仍然重视儒学的消极性作用。从《论公德》到《论私德》,梁启超言论活动的重心虽然从公德转向私德,但是他的思想结构并没有变化,即始终是在消极性私德的意义上重视儒学的价值。     

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