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正义与德性——反恐战略的最终选择

恐怖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一种被普遍使用并且适用的政治手段,但在美国基本掌握了恐怖主义话语权的背景下,反恐战争积聚着越来越大的仇恨。正义与德性成为反恐战略的最终选择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命题,如果国际社会要想从根本上消灭恐怖主义,那就必须建立一种“道义相归服”的“人类关系趋同”走向,美国也应该从根本上摒弃道德优越感和全球使命感,并以包容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对待异质明。     

罗尼·佩弗“激进的罗尔斯主义”的社会正义论

罗尼.佩弗(Rodney G.Peffer)是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重构马克思的正义论,并且利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修正了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了他后来自称为激进的罗尔斯主义的社会正义论。对于当前致力于建构社会正义理论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佩弗的社会正义     

罗尔斯应得观念的不对称性

在传统的正义理论中,作为评判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标准之一,经典的前制度性应得观念占据着重要的理论位置,但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遭到了冷遇,被驱逐出了他所称的社会首要原则的范畴之外,并为基于制度性正义的合法期望的观念所取代。在罗尔斯看来,由反映这些合法期望的两个正义原则而非原本主导性的应得原则所规制的社会基本结构才是公平正义的。然而,他的这一跳跃不免太过冒险,在理论上至少导致了三个不对称之处,即应得的价值判断在否定性和肯定性方面的不对称,应得的道德情操在反应态度和合法期望之间的不对称,以及应得的适用范围在分配正义领域和惩罚正义领域上的不对称。而倘若他坚持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并继续保留应得观念,这些不对称之处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正义与人性——休谟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种比较

休谟和罗尔斯拒斥形而上学,都认为可以从正义的主客观环境导引出正义原则。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成为理解他们的正义论的重要线索。休谟认为自利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人们遵从正义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设想无知之幕中的代表者以追求最大基本善为动力寻求最合理的正义原则,以理性化的道德情感解释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虽然这两种正义论对人性的具体解释存在不一致,但都采用了类似的自利-道德情感的思维框架。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既定客观条件下的人性分析得出规范性的正义原则,简单化地处理影响人性和正义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两种正义论的共同的局限性。     

数字时代的政治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五项政治价值,也是规范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共同价值。在数字时代,这五项政治价值的内涵及制度形式被进一步拓展：第一,传统的积极自由理论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有导向数字独裁的危险,而消极自由理论在数字时代意味着网络言论自由、网络结社自由、数字所有权、数字遗产、断网权等新形式的数字权利。第二,数字时代有着诸多加剧不平等的因素,例如数字鸿沟,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导致的失业大潮,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零工从业者缺乏劳动保障,以及数字经济中可能存在的花钱买流量、低价竞争、竞价排名等不正当竞争形式。对于数字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应通过社会分配制度的调整予以解决。第三,电子选举、网络协商民主以及舆情民主是数字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电子选举使投票程序更为快捷,网络协商民主拓展了公共商谈的广度和深度,舆情民主则有可能扭曲民意、颠覆代议制民主。第四,数字时代的法治在立法和执法两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演进,人工智能开始介入立法和执法,而大数据应用则催生了“预测警务”。第五,数字时代的程序正义集中体现为算法正义,平等、公开、准确、尊重和可问责是判断算法是否正义的根本标准。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阈下正义的实现逻辑

正义是全人类的价值理想,更是当代世界的价值主题。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正义在价值层面可以被理解为平等与分配正义,在实践层面具体化为决策正义与治理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样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平等、增进人民福祉、体现人民意志以及扩大人民参与等维度,为正义价值的有效实现提供了牢固的价值基础、全面的制度保障以及丰盈的生活语境。具体而言,在平等价值方面,平等不仅是正义的价值核心,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灵魂,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就是在实现平等的进程中导向正义价值;在分配正义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之增进人民福祉的实质向度,最大限度地消除极端分配不公现象、最大可能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以及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职位的公平分配;在决策正义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体现人民意志的政策向度,保证了决策正义的政治合法性、程序正当性与内容合理性等诉求;在治理正义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扩大人民参与的实践向度,为治理正义提供了充分的理念支持、价值引导与运作程序。     

分配正义的三个前提性条件——罗尔斯、哈耶克与诺齐克的启示

现代意义的分配正义要求某些资源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进行再分配,以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一定水平的物质待遇。此种分配正义的成立,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性条件:第一,分配之客观基础是可能的:分配作为一种统一设计的制度性安排是可行的;第二,分配之道德基础是可能的:     

社会正义是对健康的最好保障

健康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或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的这一权利。公民的健康除了由医疗卫生和生理因素决定外,还由诸多社会因素决定。这些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社会正义问题,因此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利,最根本的是要营造一个正义的社会环境,并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保障支持系统。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宗教思想简评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要解决的是宗教、思想和观念、学说多元的现代社会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罗尔斯认为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为一种立宪民主政体制定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在这种立宪民主政体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认可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之多样性存在,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自由主义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因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