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理念的回归与实践

慈善是佛教徒践行佛法的行化之门,其源头乃是本自佛陀的出世本怀。尤其在中国佛教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佛教慈善理念的开展与实践贯穿着整个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良好的慈善形象和社会功能,是当前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世界人民沟通的和谐平台。所以,强调和探讨慈善理念的回归与当下之实践,对佛教慈善事业在未来的行化度世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一、佛陀本怀的慈善理念《华严经》云:"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意思是说,一切诸法都是从心地流出,对诸     

虔敬与正义

游叙弗伦关于虔敬的定义一般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很多学者把他归为一个无知的宗教狂热者,也把他的伦理学思想界定为一种神意论的,即以神意为道德奠基的立场。本文则认为游叙弗伦在立场上是接近苏格拉底的。虽然他强调神意对于道德生活的重要性,但他始终围绕着"正义"来界定虔敬,这与苏格拉底的立场是一致的。     

"弥罗斯对话"的正义难题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修昔底德<战争志>所记述的"弥罗斯对话"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政治议题.本文详细阐释这场"对话"所呈现的正义诉求与公平、安全、利益、希望和羞耻的多重纠葛;认为弥罗斯人所代表的斯巴达式"神圣"信仰与雅典式"人的自然"信念之间的对峙达至一个最高点,而雅典人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是"自然之必然"的践履者.     

"精准扶贫"的伦理基础及其限度

贫穷一般意味着物质财富占有量的匮乏,但财富的匮乏有时又被看作是一种恶,一种需要消除的症状;因而,在现实的语境中,不遗余力地消除贫穷就成了一种公认的善。然而,贫穷也许会招致"恶"的发生,但贫穷本身并不意味着恶,如果剥离贫穷的多元赋值,从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来看待个体的贫穷,尤其是那些基于某种生活理念弃绝物质享受的个体,那么,贫穷就不一定是恶,也并不意味着可行能力的剥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精准扶贫"的伦理基础不是基于"贫穷是恶"的道德判断或"贫穷可能导致恶"的伦理叙事,而应该是某种"社会正义"。我们需要意识到,"贫穷"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精准扶贫"应有其限度;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相对于消除贫穷,守护财富匮乏者的自由和尊严是一种更基本的正义。     

儒家和谐价值理念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意义

和谐价值理念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本文通过对儒家和谐价值理念四个层次的逻辑分析，概括得出儒家和谐观的主体精神以及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管子》法思想中的民本理念

《管子》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其中的法律思想具有浓厚的民本理念，文章从“循人情“量可能”、重视民众民心、善待民众、利民富民等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 创建宗教活动场所标准化管理体系 推动宗教中国化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正>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切实加大宗教中国化实践步伐，聚焦“管得住、管得好、管平安”的重要目标，将企业标准化管理理念跨界植入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中，在全国先行先试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标准化建设。2020年，越城区宗教活动场所标准化管理系列规范由越城区市场监管局正式批准为区级地方标准规范。     

数字时代的政治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五项政治价值，也是规范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共同价值。在数字时代，这五项政治价值的内涵及制度形式被进一步拓展：第一，传统的积极自由理论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有导向数字独裁的危险，而消极自由理论在数字时代意味着网络言论自由、网络结社自由、数字所有权、数字遗产、断网权等新形式的数字权利。第二，数字时代有着诸多加剧不平等的因素，例如数字鸿沟，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导致的失业大潮，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零工从业者缺乏劳动保障，以及数字经济中可能存在的花钱买流量、低价竞争、竞价排名等不正当竞争形式。对于数字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应通过社会分配制度的调整予以解决。第三，电子选举、网络协商民主以及舆情民主是数字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电子选举使投票程序更为快捷，网络协商民主拓展了公共商谈的广度和深度，舆情民主则有可能扭曲民意、颠覆代议制民主。第四，数字时代的法治在立法和执法两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演进，人工智能开始介入立法和执法，而大数据应用则催生了“预测警务”。第五，数字时代的程序正义集中体现为算法正义，平等、公开、准确、尊重和可问责是判断算法是否正义的根本标准。     

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的教育方向与培养理念

高校在设立“应用伦理专业硕士”时需要思考一些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理解“应用伦理”的学理性与应用性的关系、“应用伦理专业硕士”教育该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培养“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等。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确认“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的教育方向和培养理念，明确“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可以应用在哪里。     

对数字社会主义正义方案的批判——兼论“数字中国”的正义观建构

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新样态。这一样态在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剧烈变革的同时，也使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萌生数字资本主义将助推资本主义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等规范性理想的正义幻象。作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思潮，数字社会主义从“数字主义”“社会主义”“折中主义”等不同视角进行了置辩，但由于未能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形态的窠臼，最终导向失败。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非正义问题就不可能消解。所以以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为基础，中国在数字时代提出了“数字中国”理念和方案，通过“数字中国”建设，中国不仅摒弃和超越了数字资本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的片面性，还创新和建构了社会主义“高阶正义”,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