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判断中的框架效应:一个新的视角

道德领域亦存在框架效应,但有关这类偏差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研究以600名大学生为对象,以亚洲疾病和工厂风波两类经典情境为实验情境,设置正面和负面两类属性框架,以研究道德判断的框架效应。结果发现,在面临道德判断情境时,在正面框架下被试倾向于选择确定性方案,而在负面框架下被试倾向于选择风险性方案; 在正面框架下被试倾向于评价风险性方案更违背道德,在负面框架下则认为确定性方案更违背道德; 被试对情境中人物选择确定性或风险性方案道德之可谴责性评价与确定性或风险性方案本身之道德违背性评价的判断并不一致:在正面框架下,若情境中人物选择风险性方案,被试认为其行为更应受到谴责; 但在负面框架下,被试对情境中人物选择确定性方案和风险性方案在道德上应受谴责性的评价并无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道德判断框架效应存在性别差异,负面框架下女生更为风险寻求。     

基于语料库统计的“音-形”激活概率及加工机制

为了了解心理词典中语音与汉字的联结情况以及从音到形的加工机制,研究首先计算出了基于语料库统计的“音-形”激活概率(某个音节激活其对应汉字的概率),并通过一个听写实验来验证这种激活概率是否反映实际加工中的激活情况。结果证明基于语料统计得到的“音-形”激活概率基本可以预测实际的“音-形”激活情况,表现为:“音-形”激活概率越高的汉字被激活的概率和强度越高,并且有明显的优势字效应; 该统计概率具有可独立于其他影响因素的预测功能。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 责任判断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678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2)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     

康德是否证成了道德的形上学 ——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

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三义的确立与对儒家的"当下呈现"即是康德所谓智的直觉之肯定,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学。他进而认为康德只证成了道德理性之第一义,而未能证成其第二义,亦未能透显出第三义,衡定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通过对康德理路的分析可以发现,康德建立的道德的神学在《判断力批判》中亦有道德的证明,而非只有《实践理性批判》之单纯分解地形式地建立,与儒家以良知为本体建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进化与伦理中的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一、背景与问题近年来,进化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流派之一。菲茨帕特里克(William J.FitzPatrick)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给出了进化伦理学的三种主要进路:描述式进化伦理学:诉诸进化论来科学说明人类的特定能力、倾向     

社会判断偏差的分化研究：人物因素的影响

实验采用投射的方法,利用图片和问题材料,考察了128名本科生对物、事、人的社会判断偏差的分化现象。实验结果表明：1）社会判断内在的宽大效应存在局限性,它是有条件限制的,受到所介入的人物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分化现象;2）对物与事的评价中,突出了对性别判断标准的差异;3）在社会人的对比中,容貌、性别、背景在对同一事件的判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社会判断出现偏差分化。     

论效果论及其不足——关于道德判断根据的考察之二

效果论将行为效果视作道德判断的最终根据,其预设是行为效果具有公共性,可以成为公共对象。效果论的初始概念是利益,利益对于不同行为者具有差异性,它可以分为一阶利益和二阶利益。效果论比动机论更具有操作性,也更有利于增进福祉,但其不足之处是道德判断的对象不明确,且偏执于最大幸福。对效果论的修正方案是:凡是增加应事者利益且不损害第三者利益的施事行为,都是道德的。     

道德困境之困境—— 情与理的辩争

道德判断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评价性活动之一, 但道德判断中情与理的作用争执不休。从休谟和康德的哲学论争到发展心理学家对道德推理的关注, 直至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对情绪的重新审视, 道德判断的决策机制已经演变为多种模型相互竞争的局面。在回顾和分析道德判断各种理论的基础上, 阐述了情绪和推理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认为今后应当更多地关注道德推理的实际作用, 并当运用更为先进的操纵手段, 同时注重情境的影响来考察道德判断中情与理的问题。     

两种道德情境下中学生的自我与他人情绪判断

将246名中学生分为三个年龄组,运用情境故事考察其在犯过和亲社会道德情境下的自我与他人情绪判断。进行卡方检验发现,在犯过情境中,12岁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均以消极情绪为主,14和16岁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之间存在差异,表现为他们对犯过情境中损人者的情绪判断多为积极情绪,而对自己的情绪判断则多为消极情绪;在亲社会情境中,三个年龄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之间不存在差异,多以积极情绪判断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