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成年人昼夜体温“钟”的研究

年轻成年被试在现代人类觉醒期间“标准环境温度”(standard ambient tem-perature)(～20℃)和人体产生和散发热量保持最佳平衡状态的睡眠期间“热中性”(thermal neutrality)环境温度(～30℃)条件下。24-h昼夜测量体(口腔)和皮肤(中背,耳后,肘,手背,足背)温度。皮肤温度借助特制WMSX-01巡回检测温度仅远距离连续测温和自动打印。结果表明;(1)在“标准环境温度”(～20℃)和“热中性”环境温度[～30℃间可见四肢(特别足部)]皮肤温度呈现显著相位性倒转。(2)“非午睡组”和“午睡组”均可见在14:00左右呈现一个体温“钟”的“次要低谷”(Minor nadir),从而表示成年人的体温“钟”也可能具有“半24-h昼夜节律”(Circasemidian rhythm)的内源性特征。     

序列位置内隐学习产生机制的实验研究

内隐学习是当今认知和学习领域继内隐记忆之后又一重要的研究课题。该研究利用序列反应时研究程式,通过两个实验,对序列位置内隐学习产生的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１）在序列反应时任务程式中,随着反应一刺激间隔的延长,序列位置内隐学习的学习量逐渐减少;（２）异形同模式迁移组和异形异模式迁移组被试间内隐学习量无显著差异,被试未能内隐地习得抽象的序列模式。说明序列位置内隐学习产生的基础是水平联结,在该实验条件下没有发现垂直联结存在的证据。     

阿维森纳论可能性与必然性

阿维森纳的模态理论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通过将可能性和必然性确立为"存在/是"的固有属性,他区分了存在与本质,历史性地深刻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理论。本文首先论述阿氏对存在与本质的划分,其次分析阿氏的模态体系与这种划分的关联,从而阐明他如何用模态联结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并发展了亚氏的潜能理论。     

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综述

内隐社会认知(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是指在社会认知过程中虽然个体不能回忆某一过去经验(如用自我报告法或内省法),但这一经验潜在地对个体的行为和判断产生影响。内隐社会认知研究采用的是内隐记忆的间接测量技术和方法,使原来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等无法实证研究的内部心理过程得到了直接的实验室观察。将人的认知过程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具有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随着内隐记忆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与创新,内隐社会认知已成为社会认知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的伦理思考

针对现在研究者往往关注胚胎的生理质量而忽视伦理选择的现象,用伦理的视角审视实施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的行为,赋予生命科学行为必要的伦理思想.综合各种理论流派的观点,结合临床工作,得出人们在伦理道德上比较容易接受PGD中进行胚胎的优选的结论,用以指导PGD的发展.     

PTSD与PTG的关系:来自教师群体的追踪研究证据

采用追踪研究的方式,在汶川地震后一年和一年半两个时间点,对极重灾区的116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建立交叉滞后模型,探讨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成长(PTG)在时间进程中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1)震后一年和一年半的教师,其PTSD水平较低,PTG水平中等,两者具有一定稳定性;(2)在同一个时间点上,PTSD和PTG的相关不显著;(3)震后一年的PTG能显著负向预测震后一年半的PTSD,而震后一年的PTSD不能显著预测震后一年半的PTG。成长对于长期的创伤后负性应激降低有积极作用,可采用积极的视角来进行心理重建。     

非正态分布下概化理论方差分量变异量估计

方差分量估计是概化理论的必用技术,但受限于抽样,需要对其变异量进行探讨。采用Monte Carlo数据模拟技术,探讨非正态数据分布对四种方法估计概化理论方差分量变异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非正态数据分布下,各种估计方法的“性能”表现出差异性;（2）数据分布对方差分量变异量估计有影响,适合于非正态分布数据的方差分量变异量估计方法不一定适合于正态分布数据。     

论对不可宽恕者的宽恕

“人际宽恕”乃是过错行为的受伤害者对过错方的一种原宥行为。德里达提出“唯有宽恕不可宽恕者方为宽恕”。该主张从当事人双方的相互行为后撤,强调受害者单方面的无条件的“赠予”性宽恕。但这种主张却忽视了过错方视角以及与之相应的宽恕的“挣得”性特征。思考“不可宽恕者”这种特殊形式的“人际宽恕”需要综合考量当事人双方选择上的开放性,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受害者的“体验之秘密”。为此,我们借助道德心理学分析,趋近对“不可宽恕者”的性质与面貌的同情性理解与准确的呈示,避免像德里达那样简单地回避或转移问题。     

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

作为弗洛伊德晚年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自）我与它》（Das Ich und das Es）既是弗洛伊德对其理论发展的深化与总结,也是对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以来所面对的临床难题的反思与回应。然而,由于从英译本转译且尤其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缺乏确切把握等原因,汉语学界长期以来都以“本我—自我—超我”的所谓“三我”结构来概括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构建的精神装置模型,因而错失了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所呈现的（自）我与作为构成（自）我之基础的“非我”即“它”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效应,进而也错失了洞见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的重要契机。结合拉康对弗洛伊德“它曾在处,我应生成”（Wo Es war,soll Ich werden）的解读,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已经揭示了在布伯式的“我—你”关系或列维纳斯式的“我—他”关系之先,对作为主体的“（自）我”具有更加原本的存在奠基作用以及伦理意谓的“我—它”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创造性重构对于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意义。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中西部开发的思想与实践

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发展不平衡性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 ,始终牵动着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弦。以毛泽东同志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为标志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中西部发展 (开发 )问题 ,先后作过初步设想和探索 ,成绩中有所不足。以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然后共同富裕”的构想为基础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走出了一条“有先有后 ,有轻有重 ,东西互助 ,分享利益”的宏观酝酿与发展 (开发 )之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以江泽民同志 1999年 6月 17日西北五省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会议上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起点 ,此前以后 ,全国上下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了中西部发展 (开发 )的全面启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