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量表(COPE)测评维度结构研究

该文旨在对应对量表(COPE)的测评维度结构进行进一步的鉴别分析和验证研究。研究一对736名大学生的应对量表中文修订本(C-COPE)测评数据进行探索性二阶因素分析;研究二根据已有研究关于应对量表测评维度组构模式的不同结论,以及研究一的结果,提出十个假设模型,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测试这些模型与另一大学生样本(N：465)测评数据的拟合度。研究结果支持C-COPE八因子斜交模型。该量表如何进一步修订也在文中予以讨论。     

国外复杂问题解决研究综述

在传统的问题解决研究中,忽略了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因此复杂问题的解决（CPS）是一个相对新的研究领域。文章回顾了问题解决研究的两种主要取向——北美和欧洲取向,并对复杂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明确的界定,描述了CPS的理论框架。(     

汶川地震8.5年后青少年身心状况研究

汶川地震8.5年后,对地震极重灾区的2291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抑郁、创伤后成长(PTG)和生活满意度等身心反应的现状及其共存形态。结果发现:(1)地震发生8.5年后4.75%的青少年有明显的PTSD症状,29.98%的青少年有明显的抑郁症状,其中女生、少数民族学生、高年级学生的症状水平更高;46.13%的青少年报告其出现了明显的PTG,其中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的PTG水平更高;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较低,其中初一年级显著高于其他年级,但性别和民族差异不显著;(2)青少年的PTSD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与PTG相关不显著,抑郁与PTG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PTG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3)青少年的PTSD、抑郁、PTG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共存的形态,具体表现为成长组(32.6%)、低症状组(39.4%)、症状-成长共存组(5.8%)、中等症状共病组(17.8%)和高度症状共病组(4.4%)等5种类别。     

宫颈癌病毒病因学说的确立及其发展

德国病毒学家Harald zur Hausen博士创立的宫颈癌人乳头瘤病毒(HPV)病因学说荣获2008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笔者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角度,回顾了该学说的确立及其发展.宫颈癌将有望成为人类通过疫苗接种、筛查和早诊早治等综合措施来预防乃至消除的第一个恶性肿瘤.     

年轻成年人昼夜体温“钟”的研究

年轻成年被试在现代人类觉醒期间“标准环境温度”(standard ambient tem-perature)(～20℃)和人体产生和散发热量保持最佳平衡状态的睡眠期间“热中性”(thermal neutrality)环境温度(～30℃)条件下。24-h昼夜测量体(口腔)和皮肤(中背,耳后,肘,手背,足背)温度。皮肤温度借助特制WMSX-01巡回检测温度仅远距离连续测温和自动打印。结果表明;(1)在“标准环境温度”(～20℃)和“热中性”环境温度[～30℃间可见四肢(特别足部)]皮肤温度呈现显著相位性倒转。(2)“非午睡组”和“午睡组”均可见在14:00左右呈现一个体温“钟”的“次要低谷”(Minor nadir),从而表示成年人的体温“钟”也可能具有“半24-h昼夜节律”(Circasemidian rhythm)的内源性特征。     

论对不可宽恕者的宽恕

“人际宽恕”乃是过错行为的受伤害者对过错方的一种原宥行为。德里达提出“唯有宽恕不可宽恕者方为宽恕”。该主张从当事人双方的相互行为后撤,强调受害者单方面的无条件的“赠予”性宽恕。但这种主张却忽视了过错方视角以及与之相应的宽恕的“挣得”性特征。思考“不可宽恕者”这种特殊形式的“人际宽恕”需要综合考量当事人双方选择上的开放性,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受害者的“体验之秘密”。为此,我们借助道德心理学分析,趋近对“不可宽恕者”的性质与面貌的同情性理解与准确的呈示,避免像德里达那样简单地回避或转移问题。     

概化理论方差分量估计的跨分布分析

方差分量估计是进行概化理论分析的关键。采用MonteCarlo模拟技术,探讨心理与教育测量数据分布对概化理论各种方法估计方差分量的影响。数据分布包括正态、二项和多项分布,估计方法包括Traditional、Jackknife、Bootstrap和MCMC方法。结果表明:(1)Traditional方法估计正态分布和多项分布数据的方差分量相对较好,估计二项分布数据需要校正,Jackknife方法准确地估计了三种分布数据的方差分量,校正的Bootstrap方法和有先验信息的MCMC方法(MCMCinf)估计三种分布数据的方差分量结果较好;(2)心理与教育测量数据分布对四种方法估计概化理论方差分量有影响,数据分布制约着各种方差分量估计方法性能的发挥,需要加以区分地使用。     

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

作为弗洛伊德晚年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自）我与它》（Das Ich und das Es）既是弗洛伊德对其理论发展的深化与总结,也是对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以来所面对的临床难题的反思与回应。然而,由于从英译本转译且尤其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缺乏确切把握等原因,汉语学界长期以来都以“本我—自我—超我”的所谓“三我”结构来概括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构建的精神装置模型,因而错失了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所呈现的（自）我与作为构成（自）我之基础的“非我”即“它”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效应,进而也错失了洞见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的重要契机。结合拉康对弗洛伊德“它曾在处,我应生成”（Wo Es war,soll Ich werden）的解读,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已经揭示了在布伯式的“我—你”关系或列维纳斯式的“我—他”关系之先,对作为主体的“（自）我”具有更加原本的存在奠基作用以及伦理意谓的“我—它”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创造性重构对于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意义。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中西部开发的思想与实践

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发展不平衡性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 ,始终牵动着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弦。以毛泽东同志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为标志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中西部发展 (开发 )问题 ,先后作过初步设想和探索 ,成绩中有所不足。以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然后共同富裕”的构想为基础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走出了一条“有先有后 ,有轻有重 ,东西互助 ,分享利益”的宏观酝酿与发展 (开发 )之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以江泽民同志 1999年 6月 17日西北五省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会议上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起点 ,此前以后 ,全国上下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了中西部发展 (开发 )的全面启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