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体验影响估算策略运用的认知与脑机制

揭示情绪体验影响个体完成各种认知任务的认知神经机制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往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和行为实验, 集中考察了焦虑对估算策略运用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潜在的脑机制尚不清楚, 对焦虑以外的情绪体验与估算策略运用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极其缺乏, 而情绪调节对估算策略运用影响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本研究将采用面孔表情图片作为情绪刺激材料, 结合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 采用启动范式, 尝试从外显和内隐两个角度, 考察不同效价的情绪体验在估算策略运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进而揭示情绪调节影响估算策略执行的时间动态特征和大脑激活模式。这将有助于充分认识情绪体验影响估算策略运用的认知与脑机制, 为更好的优化估算策略运用效果提供实证依据。     

高原运动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高原地区低压低氧的环境特点,会给机体生理功能带来挑战,对认知表现产生影响。有氧运动能够增加神经可塑性,改善认知功能,但能否适用于高原环境,受认知任务类型、海拔高度、运动强度和暴露类型等因素的调节。目前用于解释高原运动影响认知表现涉及的因素包括:脑氧合、神经营养因子、氧化应激与神经免疫。未来研究应关注不同运动类型和运动强度对高原移、世居人群的影响,并采用神经生理手段进一步探究高原运动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机制,为开具“高原运动处方”提供依据。     

个体情绪智力与工作场所绩效关系的元分析

运用元分析方法对个体情绪智力与工作场所绩效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来源于75项研究的87个独立样本满足了元分析的标准(N=12882)。元分析结果发现, 整体上个体情绪智力与工作场所绩效有中等程度的相关(r=0.28); 情绪智力测量工具、绩效衡量标准、实证数据特点和文化差异等会调节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多种调节效应中, 中国文化背景下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强(r=0.37)。结果表明, 情绪智力能有效地预测工作绩效; 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强度受不同因素影响会发生小幅变化; 文化差异对它们之间关系的影响最为明显。此结果提供了情绪智力预测工作绩效的精确估计, 并能为未来情绪智力研究指引方向。     

特质性与情境性调节定向匹配效应的一致性

研究试图探讨基于不同性质的调节定向(特质性调节定向和情境性调节定向)而达成的匹配所导致的效应是否一致。实验一、二均采用2(调节定向：促进、防御)×2(信息框架：积极、消极)被试间设计, 分别考察了两种匹配对信息说服效果(包括信息价值评价、情绪强度、行为意向3项指标)的影响。MANOVA检验表明, 实验一中信息价值评价、情绪强度2项指标上的交互作用显著, 实验二中信息价值评价、情绪强度和行为意向3项指标上的交互作用显著; 这表明, 基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调节定向所达成的匹配在对信息价值评价和情绪强度的影响上具有一致的效应, 但在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上具有不一致的效应。这一结果对于理解两种不同性质的调节定向之间的差异以及基于两者而达成的两种调节匹配之间的差异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自动情绪调节对负性情绪面孔注意偏向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成语匹配任务启动情绪调节目标,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考察了自动情绪调节启动对注意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性启动条件下,被试表现出对负性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而情绪调节启动条件下,被试对正性、负性情绪面孔的注意分配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说明自动情绪调节可以有效地减弱被试的负性情绪面孔注意偏向。     

外倾和神经质对情绪的影响

采用心理生理实验法和问卷法检验人格特质对情绪的影响。结果：高外倾的正情绪增强型调节多,正情绪也多;高神经质的负情绪增强型调节多,负情绪也多。厌恶情绪过程中,外倾的R-R间期增加大,躯体活动变化弱,快乐增加大,兴趣增加少;神经质的FT增加大,恐惧增强多。调节过程中,高外倾的FT增加大;神经质的FT增加弱,表情行为强度增强大。结论：外倾和神经质对厌恶情绪及其调节过程的情绪成分变化起复杂作用,配合其调节方式习惯,使各特质具有特别的情绪特点。     

眼跳的双相调节理论的行为证据

为了研究眼跳的双相调节理论是否适用于人类的视觉系统,本研究测量了人类被试对分别呈现在三种眼跳时间段（基线、眼跳抑制和眼跳增强）内的光栅的朝向辨别准确率。研究发现：相对于光栅呈现在基线时间段内,被试对呈现在抑制（或增强）时间段内的光栅的朝向辨别准确率显著地更低（或更高）（实验1）;另外,只有使用低或中等空间频率光栅作为测试刺激时,才有这种双相调节作用（实验2）。这些结果表明：人类的视觉系统在眼跳过程中存在双相调节机制,并且这种双相调节机制具有刺激选择性。     

激活右腹外侧前额叶提高抑郁症患者对社会疼痛的情绪调节能力：一项TMS研究

负性人际交往经历和负性社会事件是抑郁症的重要诱导因素, 而社会功能受损是抑郁症患者的重要特征之一, 患者通常表现出对社会疼痛的情绪失调。为了提高抑郁症患者在负性社交情境中或面对负性社会事件时的情绪调节能力, 本研究采用经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考察抑郁症患者在腹外侧前额叶(the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被激活后其情绪调节能力的改变。结果表明, 当右侧VLPFC被TMS激活且患者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时, 实验组患者(n = 64)比对照组患者(n = 63)在社会排斥情境下报告了更弱的负性情绪体验, 这说明激活右侧VLPFC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对社会疼痛的外显性情绪调节能力。本研究是采用TMS提高抑郁症患者情绪调节能力的首次尝试, 实验发现不但支持了VLPFC与认知重评策略的因果关系, 还为临床改善抑郁症等社会功能障碍患者的情绪调节能力提供了明确的神经治疗靶点。后续研究还需探讨多疗程TMS刺激方案、改变社会疼痛的诱发方式、对比左右侧VLPFC的治疗效果、尝试使用其他的情绪调节策略, 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 优化TMS治疗方案。     

负性情绪对选择性注意抑制的影响及其调节——基于女大学生黄体期的研究

采用空间提示任务,研究经期不同时段女大学生负性情绪对选择性注意抑制的影响及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实验1选取黄体中后期与月经期女大学生各32名,使用视频材料诱发中性和负性情绪,结果发现黄体中后期被试选择性注意抑制能力显著低于月经期;实验2选取104名黄体中后期的女大学生,负性情绪诱发后分组采用沉思、分心与人际策略进行调节,结果表明三种策略均降低了个体负性情绪,提高了选择性注意抑制成绩。研究结论如下:黄体中后期女性更受负性情绪影响,注意抑制能力下降,但有效的调节策略可改善其负性情绪并提高注意抑制能力。     

子团队利弊作用的调节机制

子团队是指在断裂带的作用之下, 团队成员在认同以及信息加工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自发形成的小群体, 因子团队广泛存在于团队之中, 因此对其利弊作用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子团队利弊作用出发, 即以子团队给团队运转过程带来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为基础, 来研究调节子团队利弊作用的因素并提出其调节机制。最后提出未来的研究应从动态视角的结合、团队领导的介入、子团队过程的考虑、子团队距离以及社会关系等角度做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