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经图注》考论

《清静经图注》是彭德源借注解道教经典《清静经》以传教的青莲教系统之作品,成书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通过对海内外藏书机构和民间收藏的多种《清静经图注》重刊本进行甄别与断代,并梳理其源流,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民众观念的变迁。《清静经图注》不仅在庶民阶层中广为传刻,而且在士绅阶层中也有所传读。清末地方官员胡薇元所作《清静经笺注》即参照《清静经图注》分章及注文来注解《清静经》。以《清静经图注》为切入点,可以管窥晚清、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与传统道教的互动关系以及儒家士人对民间宗教与传统道教文献的接纳与转化。     

隋唐经录与《出三藏记集》的差异——以支谦译经为例

佛经目录是研究佛教文献的重要依据,但是不同目录之间的记载并不相同。现存最早的完整经录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但隋唐经录的记载与之相比,却出现了经名、卷数乃至译者姓名等关键信息的不同。以三国时期著名译者支谦的作品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隋唐经录采用了部分目前已经失传的材料,且根据编辑团队自身设定的体例,更动了文献的著录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藉助经录研究佛教文献时,不仅要参照时代更早的经录,也要了解经录本身特定的体例,这样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     

《劫波经》中的胜者传记及其插图分析——以大雄传记为中心

《劫波经》是耆那教白衣派的重要经典,其中的胜者传记讲述了24位祖师的生平事迹,是文本的核心内容。自13世纪起,《劫波经》出现了带有细密画的插图抄本,并很快成为耆那教绘画艺术最为流行的创作题材。而在《劫波经》的所有插图中,胜者传记插图数量最多,占比最重,内容最为丰富。因此,胜者传记的图像是研究《劫波经》乃至整个耆那教细密画的关键。本文基于对文本和插图的整体考察得出结论：胜者传记以“五吉祥事”为叙事结构,在确保24祖传记完整性的同时重点突出了大雄传记的内容。图像高度依附文本,具有风格化、扁平化和模式化的三大特征。     

神格的复合与重构——西藏阿里札达东嘎2号窟壁画法界语自在文殊像的图像学解析北大核心SSCI

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的代表性视觉艺术遗存,约12世纪凿建的东嘎2号窟窟内绘塑与建筑空间共同营造出庞大的神系,其窟顶壁画设计为立体的法界语自在曼荼罗,主尊文殊形象(部分残毁)与目前进入学术视野的文本描述以及大多数存世图像有所不同。本文尝试指出并阐释该形象的特异之处,揭示此多面多臂化身形象的复合神格,丰富对于文殊菩萨图像志的认识,从而有助于理解特定时代佛教的发展、西藏跨文化交流交往中的包融与创造。     

《拜达维古兰经注》成为中国内地经堂教材考略

《拜达维古兰经注》(Tafsīr al-Baidāwī),亦有《嘎最经注》之称,为波斯著名学者纳绥尔丁·拜达维(Nāsir al-Dīn al-Baidāwī)所著,是逊尼派重要的《古兰经》注解之一,在伊斯兰教经学文本中享有盛誉,是我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主要教材之一。一、《拜达维古兰经注》的成书纳绥尔丁·拜达维,生于伊朗设拉子市附近的拜达维,生年不详,1286年卒于伊朗名城大不里士。     

佛典汉文翻译

自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安世高译出《明度五十校计经》起,至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朝廷解散翻经院,大规模的佛典汉译持续了近九百年,其间经历了大约四个时期:一、东汉至西晋,为初译期。译典原本以“胡本”为多,译者多为西域僧人,故为西域僧主译期。二、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为兴盛期。译典原本多为“梵本”,也有少量“胡本”,译者梵、胡、汉僧及中国文人皆有,故为中外共译期。     

敦煌写本S.6388《胜鬘经疏》的种性与如来藏思想

敦煌写本S.6388是《胜鬘经》的汉文注释书,至今未被《大正藏》和《卍续藏》收录。S.6388中使用了地论宗的判教理论及《十地经论》的术语,藤枝晃认为S.6388成书于北魏延昌四年（515）至净影寺慧远（523-592）的《胜鬘经义记》成立之间的某一时间。“种性”这一术语在S.6388中被明确使用,其作者利用菩萨阶位说解释种性,算是对《地持经》的种性说的再解释。但与强调菩萨种性的《地持经》不同的是,S.6388并未限定在菩萨种性的范围之内。S.6388的作者还表示,如来藏是有为法,其体真实不变,但其用有为可变。这种解释与作为初期地论师的法上（495-580）的学说非常相似。虽说都利用了体用学说,但S.6388的作者与《大乘起信论》的关系比较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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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法门

如果把《楞严经》拍成一部电影,阿难、摩登伽及文殊菩萨,只是在序幕中出现的配角。如果把《维摩诘经》拍成一部电影,释迦佛则甘愿作配角,让维摩诘与文殊菩萨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男一号”与“男二号”。     

第三方惩罚的神经机制：来自经颅直流电刺激的证据

第三方惩罚既是社会规范在群体得以维系的基石, 也是个体维护社会规范的体现。当前关注社会规范的神经研究大多基于第二方惩罚的独裁者或最后通牒实验框架, 缺乏对第三方维护社会规范过程中相关脑区活动的探索, 对这一过程的内在神经机制也不清楚。本文基于第三方惩罚的独裁者博弈框架, 对右侧背外侧前额叶区域(DLPFC)进行不同极性的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 同时依据第三方是否需要为其惩罚付出成本设计了零成本和有成本两个实验任务。结果发现, 第三方在零成本任务的情绪反应和惩罚显著受到tDCS设置的影响, 且阴极刺激显著提升了第三方的惩罚值, 这表明情绪机制对第三方惩罚有着重要影响。另外, 第三方在零成本和有成本任务中的惩罚差异在不同tDCS设置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这与第三方惩罚还受到自利机制影响的观点相符。本文率先为右侧DLPFC活动影响第三方惩罚提供了神经层面的证据, 且支持了第三方对社会规范的遵从与其负性情绪反应和自利加工密切相关的机制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