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境中预备自己

也许,有人会这样想:大海如果永远是平静的那该有多好——天空有云彩,海面也有云彩;天空有星河,海上也有星星闪亮。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当清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红彤彤的太阳将海天连成一片灿烂的世界,那景色是多么壮观!是的,宁静的海是很美,船行驶在这样的海面很省力很安全。可是,朋友你想过没有,一个没有惊涛骇浪的大海不能繁衍生命,会使海中所有的生物因缺氧窒息而死。     

摒弃世俗 弭息纷争

前不久,我们出差到某市,住下来后就去了那里的教堂,在那里听到和见到了不少令人吃惊的事情。这所教会是双日进行崇拜的,即真耶稣教会守安息日和长老会守礼拜日。谁知他们各自的教派观念十分强烈,彼此势不两立,水火不融。安息日和主日他们各讲各的道,相互不能接纳,信徒之间不能也不愿彼此代祷告。     

提高证道效果之我见

目前,一些教会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证道者在台上神采飞扬、妙语如珠、口干舌燥,而台下呢,听众反应冷淡、无精打采,打瞌睡甚至熟睡有之,东张西望有之,低声嘀咕有之,来回走动有之。对此,证道者和听众也各说其理:证道者认为信徒信心不足,文化素质偏低,自觉性又不高;而听众却认为证道过深过长。     

穆斯林与大、小净

伊斯兰教的大净和小净,是根据主命、圣行规定的洁身方法,这种方法的来历源远流长。自真主允纳了人类始祖阿丹夫妇违禁食用麦果的悔罪之后,便责令他们洗面、洗手、洗脚和抹头,并由此规定了穆斯林作净千古不易的基本法则。其中“三洗一抹”四项主命,足以唤起人类对阿丹夫妇违禁行为的反思。由于阿丹在接近禁树时。     

为什么要钻研“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北大核心

《求是》杂志2003年第9期,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一文(署名“秋石”,该课题由国家宗教局党组中心学习组集体研究,叶小文执笔,本刊本期已转载)。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加深对“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理解,本刊特辟“理论求索”专栏,约请叶小文同志以答问形式,就《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一文的由来,“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立论基础(包括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和逻辑体系,进行了系统地介绍和阐释,本刊将分期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通过“理论求索”这个平台,踊跃加入到“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学习研究中来,进一步推动宗教理论的学习热潮。     

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机制

员工感知到上级对自己的信任是成功建立上下级信任关系的重要前提。然而,学界和业界对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机制却知之甚少。符号互动理论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为深入探究员工被信任感产生的机理提供了理论视角。根据这两个理论,我们提出授权与培养这两种管理行为是影响员工被上司信任感产生的重要因素;授权与培养对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影响的有效性依赖于员工的目标导向、上司的可信度以及团队焦虑水平;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产生会影响员工的忠诚与敬业奉献,影响程度受制于上司所面临的管理风险。     

古希腊快乐论中的幸福悖论

在古希腊快乐论者对幸福的讨论中,至少隐含着两种类型的幸福悖论：一种是享受当下的幸福悖论,另一种则是整全计算的幸福悖论。通过分析相关文本,我们发现,幸福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幸福的现实可能性遭到了三种挑战：快乐的无限度、人生的无常和计算的复杂。要解决幸福悖论,伊壁鸠鲁哲学给出的启示是,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幸福(快乐)的限度、计算方式及其现实基础。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怨恨”的道德哲学分析及其“精神救赎”

从道德哲学角度考察和反思近些年来伤害无辜民众的社会恶性事件,可以看出,它们既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事件,更是关涉到人的精神层面的伦理事件,其精神根源是“怨恨”。“怨”作为“自我心灵折磨”,直接导致个体的“精神沉沦”,并以“匿怨”的形式破坏着个体“正人心”的内在德性修养。由“怨”的“自我心灵折磨”向“恨”的“自我心灵毒害”的转化,使“恨”在精神中又一步步由意识透过情感态度,现实化意志行为,最终摧毁个体与伦理实体之间的精神联结。因此,要有效化解“怨恨”的分离力量,需要发挥“爱”的伦理同一性力量,即培养个体“爱的能力”。首先,应当发挥家庭以“爱”为核心的伦理教养功能;其次,需要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培养个体以“正义感”为核心的“爱的能力”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对德性的向善性和“爱”的伦理同一力进行“精神融合”,从而促使个体以德性的超越力量从各种人生困境和人伦矛盾中超拔出来,以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