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关于朱熹的两篇佚文

朱熹早年曾热衷于佛学。但是,无论在朱熹的文集、语录还是各家记载中,都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最近,我们从《续藏经》中发现了朱熹关于佛学的两篇佚文,为研究朱喜早期思想和事迹提供了重要佐证。     

历史课堂自主学习的实践与探究

“授之以渔”是我国历代教学的经验结晶。“教学”的真正含义应是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所以教会学生学习，让学生自主登上历史学习的舞台，才是传授了打开信息之锁的钥匙。     

扬雄的太玄哲学

扬雄政治上主张改革,价值上维护天人相应正统核心话题,率先批判谶纬神学,批判经学神秘化。他模拟《周易》、《论语》,撰《太玄》、《法言》,建构太玄哲学体系,以维护孔孟正统。他借天命以明人为,托圣训以砭时政,试图化解西汉末年政治和价值危机。化解政治危机的要旨是身正而政正,立身就是修养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道、德、仁、义、礼是人身所具有的天性,不能丧失,具此五者,才会实行仁政德治。在人性论上,他试图圆融孟子与荀子的善恶论,而提出"善恶混"的主张,打破了人生来就善就恶的束缚,提出人人在人性善恶面前都可以获得成善成恶的机遇和平等权力,这是化解社会政治、价值危机的人性基础。太玄哲学与《周易》以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展开世界图式不同,而以天、地、人三才的三分法开出世界图式,建构了玄、方、州、部、家、赞的逻辑结构。     

中国教育伦理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首届教育伦理学研讨会召开

正2013年10月27-28日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期刊杂志社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教育伦理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首届教育伦理学学术研讨会。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燕爽,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刘世军,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领导代表以及来自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教     

写作思维学：为人类教育拨开迷雾

写作思维原理的揭示，给写作和作文教学带来了勃勃生机。这一事实再次证明：科学原理的揭示带给行为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认为，写作思维原理所揭示的也有人们普遍的思维原理，于是企图以写作思维原理为借鉴揭示出各科学习的一般思维原理、路径、技术，并以此拯救奄奄一息的普通教育。作者坚信，学习思维原理能把教学中的黑胡同照得明明白白，人类教学新纪元的黎明已经来临。     

读传印法师《印度学讲义》

传印法师所著《印度学讲义》、《四分戒本述义》,一直作为中国佛学院的教材在使用。除此之外,他的《〈宗教不宜混滥论〉讲记》、《〈净土决疑论〉讲记》和《日本净土宗》等著作也为一届又一届的学僧们所阅读。     

学诚副会长兼秘书长荣获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本刊讯6月8日至10日,应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邀请,学诚副会长兼秘书长访问泰国,并接受了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授予的教育行政学名誉博士学位,成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王船山性情观下的礼论

如何化解情与礼的对立,并维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王船山在其性情论基础上,对情礼关系进行了新诠。他对情的性质和善恶两种方向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情发挥正向道德作用的必要条件,主张应以恒善之性作为无恒之情的价值尺度和主宰。在发挥情欲正用的过程中,恒善之性也得以动态地呈现和充实,这也是船山人性生成的实质内涵。在此性情论基础上,船山建构了与人性紧密相连的礼说：礼不是割绝人情的天理,也不是人情之外的规范,而是实现了性情贯通、作为人道典范的情。此一理论建构,兼顾了礼合人情的正当性和礼治人情的必要性,并对宋明以来离人情言礼和即人情言礼的两种偏颇进行了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周易正义》疏《系辞》圣人义平议——兼论义疏学的解释特色与衰亡原因

圣人的含义是魏晋以降一直为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在玄学的影响下,圣与贤悬隔成为六朝人的普遍观念,圣人和贤人分别被赋予体无、知几、无过、生而知之与体有、庶几、不贰过、学而知之等特质,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界限。这成为了《周易正义》解释圣人含义的思想背景。在结合韩注解释《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二句时,面对《易传》原文与通行圣人观的矛盾及韩注包含的问题,《正义》援用玄学理论及当时常说,给出了表面可通的解释,却也制造出诸多矛盾,陷入了理论困境。这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经典解释的影响,并提示解释臻于极限可能也是义疏学衰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