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来生

如果有来生，我愿做一棵树。接受阳光的照耀，吸收日月的精华。先是一粒种子，再破土而出，冒出小小的芽儿，感受全新的世界。直至拔地而起，参天耸立，青翠欲滴。每个季节换一身衣裳：春天生机勃勃，夏天郁郁葱葱，秋天一片金黄，冬季洁白无瑕。怀着坦然面对的心态走过四季，走过轮回。冷眼看人世间的爱恨情仇、世态冷暖。     

法随法行立身利世——《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初读

2021年2月9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在宗教事务中,对人员的管理历来是重中之重。许多复杂疑难问题的出现,其根本症结还是在于人。因此,规范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乃至健康传承的重要举措。     

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对1353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关系,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及内在觉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亲子间科技干扰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2）相对剥夺感是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3）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间接效应前半段受到内在觉知的调节。因此,亲子间科技干扰和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当前,选择超载领域研究的焦点已从验证其是否存在,转向至其何时存在,即边界条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调节模式理论,分别以决策后悔和延迟选择作为选择超载的指标,开展两个实验探查选择超载存在的调节模式条件及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实验1以决策后悔作指标,运用量表测试法操纵调节模式,初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决策后悔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体验到更强的后悔情绪,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决策后悔无显著差异;实验2以延迟选择作指标,通过任务启动法操纵调节模式,进一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延迟选择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延迟选择偏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表明选择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效应。总之,通过采用不同方法操纵调节模式,选取不同的选择超载指标,数据结果都一致支持：评估模式的个体比运动模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选择超载,选择难度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     

王弼“卦主说”新探

“卦主说”是王弼在《明彖》中提出的一条重要解《易》体例。学者或以“卦主说”包含“二体说”,或以一卦有二主,皆是不明“卦主”内涵。“卦主说”的基本原理为从“卦体”中确定“卦主爻”,再由该爻统摄卦义,进而在此时境中理解各爻之义;其确立原则为找一卦之“中爻”或“少爻”,并以前者为主。“二体说”是以上下体之义明卦体,不属于“卦主说”,而是处理特殊情况“卦体不由乎爻”,且各体之义也以一爻为主。虽然王弼注文并未全尽各卦卦主,但很多卦的卦主其实可以根据此原理推断出来。孔颖达为调停讼卦注文中疑似存在的矛盾而提出的“一卦二主”说是错误的,讼卦卦主只有九五。     

试论今本《说卦》文本统一性的言说方式

今本《说卦》诸章之间是否有统一性,存在一定争议。肯定者的证明多从寻找诸章之间的文义逻辑出发,但尚未寻找到一个坚实的联结点。事实上,今本《说卦》的形成可能有多种来源,但形成后诸章之间遵循统一的言说逻辑,即第一至第六章展开的“蓍数—卦爻—义命”与“道理—卦章—数神(万物之象)”结合的顺逆言说方式,而第七至第十一章则是根据前六章形成的包含先后天时序的综合时序整理的世界万象。此为今本《说卦》存在内在统一言说方式的证据。     

持平常心 做不平常事——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曾文先生1939年12月7日生于山东即墨,1959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6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8年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历任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曾文先生从事佛学研究40多年,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学术造诣精湛,尤以历史考辨见长。其代表作有:专著《佛教的起源》(1991)、《日本佛教史》(1995)、《唐五代禅宗史》(1999)等;合著《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已出版第一、二、三卷,1981-1988);主编并参与编写《佛教文化面面观》(1989)、《日本近现代佛教史》(1996)、“中国禅宗典籍丛刊”(始于2001年)等;合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1996);校勘《敦煌新本六祖坛经》(1993)、《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2001年)、《临济录》(2001);另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140篇。日前,杨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本刊专访。     

发生学意义上的汉民族宗教渊源

经民族学与宗教学双重比较研究发现,不像其他民族、宗教,汉族及其宗教都是很难说清的,即不仅汉族的族源问题与特征问题难以说清,而且汉族的宗教认同也远比其他民族宗教难以说清。在学界,很少有人把汉族与汉族宗教联系起来。但从民族与宗教的相互关系视角,能够更好探明二者的渊源。用宗教阐释汉族的渊源,能使人豁然开朗。汉族的族性与汉族的宗教性是互为因果的,汉族的先民创造了独特的多元宗教信仰,多元宗教反过来造就了后来汉族的多元文化属性,使其能够吸收更多周边民族的精华,变成更大更为多元的民族,这是汉族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的根本原因之一。汉族及其宗教根源在于早期汉族并未塑造创世说,造成上古时代创世说的空白,对汉族宗教产生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此,本文探讨的重点问题是汉族发生学意义上的宗教渊源。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王时槐思想中恶的问题

王时槐是江右王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将善恶视为念能否顺本性而动,对合法性与道德性有清楚的辨析,并注重过恶之辨,意念无明显的邪妄可以视为无恶,但不代表无过。他主张善有本体,而恶无根即无形上的本体,但恶仍有其根源,这就是人的"自离其性"或"甘自弃之"的主观条件,这与康德的根本恶学说可以接榫。王时槐强调改过迁善的根本动力或力量源于自身,他主张人要立志、修治与敦礼,旨在实现心灵转变与在感官方式上的逐渐改良,达到念念归根的状态,从而纠正准则中颠倒的道德动机的顺序,他对静坐的强调则是通过收敛与暂息尘缘,以默识自心,从而达到动静皆能复归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