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诸子的义利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它们在本质上具有"义利合一"的社会价值取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传统社会的"义利之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义"的确立来设定个体利益获得方式的评价标准."义"是社会交往的抽象原则,而"礼"则是"义"的具体化."礼"是通过"分"来实现的.将"礼"的规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公布即是"法".在传统社会中,"礼"相对于"法"来说具有指导性地位."礼"与"法"实质上是对"利"的一种调整机制."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与展开对于当代中国的道德与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石介易学思想研究

石介为宋初三先生之一,他的易学思想既有对易学源流的梳理判断,又有对易学中规律的总结,还有对易学进行形而上理解的内容,他在以儒理解经、怀疑<易传>某些内容的同时,又不全抛弃象数、对经文持信任的态度,且多以前人之言解易,显示了其对易学较高的造诣.     

从《句义藏》看宁玛派大圆满法的义理结构

藏传佛教历史上,古德论述大圆满法的论著浩如烟海,但经典的论述当属隆钦然绛巴的《七宝藏论》,其中《句义藏》①一书独辟蹊径,对觉性自然智慧的运思脉络、演绎进程、整体特征以及源流关系,作了权威的诠释。笔者尝试通过解读《句义藏》的文本,揭示大圆满法的深层义理结构,同时表明大圆满法的思维品格、精神气象与黑格尔哲学、现象学及老庄道学旨趣之间内在的贯通性及其相互诠释的可能性。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再议

诚信问题历来是思想家讨论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论语》中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名句,但对这句话的解释却不尽相同,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有子思想、重要概念、先秦诸子思想以及《左传》引文的解读不同。通过对《论语》文本进行分析和对重要概念进行考察,以及对有子思想及先秦其他思想家诚信思想进行论证,加之对《左传》中"复言"的探析,可以知道这句话的原意就是:如果所作出的承诺、约定是合宜的,所说的话就能兑现。     

道德自我如何挺立——以东亚儒学“克己”纷争为鉴

东亚儒学有关"克己"的诠释纷争,表面看来是尊"朱"与反"朱"势力的角逐,实质蕴涵着不同的自我观。"克"—"己"之间存在一种表里结构:训"克"为"能"者,视自我为(全)善,因而只需逆觉体证、发挥本心,突出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此解以杨简为代表;训"克"为"胜"者,察觉自我有恶,故当依循天理、尊崇道心,侧重揭橥规范的塑造意义,此解以朱熹为宗主。两类训释的核心分歧在于:挺立道德自我所采取的路径有所不同;至于清代毛奇龄、颜元等人,拥立马融以驳斥朱熹,虽在思想史上有其特定的意义,但未能深入义理层面,辨识"朱注"对"马注"的转进之功。     

信仰语丝

正镜子是磨出来的,功夫是练出来的,智慧是悟出来的,本事是逼出来的,胜利是争出来的,德性是修出来的。学习只是模仿别人,创新才是最重要的。而人类的每一项发明创造都离不开天主的启示,祂才是真正唯一的创造主。世上再好的医生、再好的药物,说到底都是耶稣的手段和工具。他可以用常规的方法为你驱疾,也可以用超常的手段为你治病,并且是全方位的治疗:生理的、精神的、灵魂的、生命的。挣钱要有道,花钱要有度。这中间道德、智慧、     

孟子的羞耻观念

孟子并不仅仅将"耻"理解为既已做错事之后的情感反应,他还进一步认为"耻"可以是前瞻性的,它使人狷介自守,因而"耻"就其是"有所不为"的稳定倾向而言也是一种美德。孟子认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但羞耻感与有所不为都有待一个人主动地推广扩充才能达至"义"。君子的荣辱观正是建立在对于自己固有的高贵的善性的体认之上,从而以修成仁义之德为荣,而不会盲目追随公众舆论。另外,孟子还表达了一种因不如圣人而有的"耻",它激励人日新其德,以圣人为理想进行持续一生的自我转化。     

《周易》"屯"卦音义辨正——敬答成中英教授

2008年拙文"Interpretations of YANG(阳)in the Yijing"刊登于美国学术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时,成中荚教授(该刊主编)坚持将拙文"屯"卦的注音由我原来书写的"zhun",更改为"tun",并在拙文中加注宣称"屯"的本义应为"屯聚".指本人提出读音"zhun"与意义"困难"是错误的.本文根据<经典释文>所载录"屯"的两种音义纪录,说明"屯"的上古声类虽只有舌头音"t",但中古以降则已派生出舌上音"zh"(后世读为齿音)以专门表达"困难"的意义.再从"屯"卦六爻的含义、<彖传>的辞例、汉宋明清历代的<易>注考察,在在证明"困难"才是"屯"的本义..屯"卦读音为"zhun",意义为"困难",是毫无争议余地的事实;将"屯"卦读为"tun",释为"屯聚"是错误的.     

两个关于“世界史”的哲学论述——京都学派与柄谷行人之间

当日本进入太平洋战争与欧美诸帝国进行一场世纪大战时,以西田几多郎与田边元为首,底下包括务台理作、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铃木成高、高山岩男及大岛康正等人在内的京都学派因应现实,在哲学理论的建构上提出"近代超克"论。结果带来的是"世界史的建构如何可能?"的历史哲学问题。事隔七十余年的现在,柄谷行人以《世界史的结构》(2010)一书,思考人类如何克服"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在当代所产生的问题,借以建构新的世界史图像。柄谷在该书中透过贯穿"漂泊者、氏族社会/国家/资本/世界共和国(A/B/C/D)"的"交换模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商品交换模式,并援用以康德"永久和平"理念为基础的"世界共和国"概念,来提出现今人类所应朝往的理想境地。此种"世界史"结构的论述,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问题意识上,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理论截然不同。柄谷借用弗洛伊德的"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说法,探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可能性,后者以大乘佛教的空或无的思想为基础,探讨超越固执于自我同一性存在的可能性,也因此为国族、国家、资本保留了存续的可能性。虽说如此,两者在建构世界史图像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透过哲学的想象力主张"过去不再只是过去,它会透过现在而在未来中被改变"、"未来的形成是透过现在改变过去才可能"。     

《玉纬七部经书目》作者考

每论及《道藏》源流,咸谓六朝刘宋陆修静“总括三洞”,分道教经书为洞真、洞玄、洞神三大部;继之有“孟法师”撰《玉纬七部经书目》,以“四辅”佐“三洞”,即以太玄辅洞真部,以太平辅洞玄部,以太清辅洞神部,正一兼辅诸部,总称为七部经书。然则, “孟法师”究系何许人,名叫什么,史籍记载不详,因之后世说法不一,亟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