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运动信息反馈形式对体感操作用户体验的影响——一项基于Kinect的可用性研究

体感交互是新兴的人机交互方式;当前,相关的人因学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采用典型任务结合主观评价法,首次探索了用户运动信息反馈形式对体感交互用户体验的影响。笔者从易学性、控制性、情感与心理负荷四个方面,比较了有、无人形反馈形式对游戏体感菜单操作可用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者在心理负荷上无差异,无人形反馈在易学性上优于有人形,但有人形反馈在控制感上优于无人形,且更受用户喜爱。基于该结果,笔者建议在体感操作界面上使用有人形反馈。     

宋代民间剪纸的发展与设计艺术的关系

剪纸艺术是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剪纸艺术以节目民俗剪纸为主要形式,与当时的设计艺术相互影响,相互发展,被广泛应用于陶瓷、影扇、印染、刺绣等艺术领域中。宋代是剪纸艺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剪纸艺术得以应用的重要时期。     

中国传统招幌的文化意蕴和再设计研究

传统招幌是中国传统工艺文化的代表之一,也是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从文化形式、文化语意、文化精神三方面折射出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构成了极富民族特色的、典型的商业文化景观,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     

大学校园室外学习空间设计探讨

学校外部空间相当于教学建筑中内部教学空间的延伸,因此,校园环境以及由校园环境营造的空间构架便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近年来,很多高校由于在校生规模的扩张而对校园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与扩充,使得校园环境顿时华丽转身,但很少有人利用扩建之机去思考与研讨校园场所的精神实质。其实校园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学生学习,对室外学习空间的使用进行分析,使     

具身的形式灵魂:亚里士多德与梅洛-庞蒂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特殊的形式,是生命躯体的第一现实性。生命躯体的种种精神能力属于灵魂。它们是生命体作为形式(灵魂)与质料(躯体)的结合体的与身具有的功能活动。形式的灵魂是具身的。但是,形式何以能够从肉身中产生却深深困扰着亚里士多德。梅洛-庞蒂服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灵魂的思想,但利用现象学的方法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属性的灵魂,而把形式视为是神经系统的现象与结构。即形式产生自我们的肉身并构成了行为的结构。行为是具身的行为。     

幼儿非形式推理能力的发生与发展

针对在儿童非形式推理能力发生研究中评价标准不一和研究结果中发生年龄不同的问题,在论证并提出幼儿非形式推理发生评价标准的基础上,采用提示访谈法对333名3-6岁幼儿的非形式推理做了考察。结果显示:幼儿的我方推理普遍在3岁3个月～3岁9个月发生;他方推理普遍在4岁～4岁6个月发生;反驳推理普遍在4岁9个月～6岁发生。幼儿在推理过程中提出的理由数量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多,年龄差异显著,但无显著性别差异。研究中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有效测量幼儿非形式推理的发生和发展。     

传统与现代陶艺对醴陵釉下五彩在审美理想上的影响与启示

从整体性上理解当今的醴陵釉下五彩作品,无论是艺术瓷还是日用瓷造型,无论是传统样式的变体型还是全样式的创造型,它造型基本上具有形体饱满、线形简洁、转折流畅、对比强烈、材质丰富的特征。时至今日,现代陶艺与传统陶艺相比已是面目全非,相去很远。现代陶艺拓宽了艺术创造领域,也使艺术流派和造型手段丰富多彩,同时使艺术形式大大丰富起来。而对现代陶艺醴陵釉下五彩作品也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多元化传媒下的视觉设计与传播

视觉设计是通过视觉符号形式来规划和处理信息、表达相关主题的设计活动。视觉符号必须通过媒介传播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受众。大众传媒形态的变革和传媒转型技术的发展,拓展了视觉传播的领域,也改变了视觉传播的形式,从而促进了视觉图像的制作和生产,导致视觉化符号在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中具有相当突出的位置。     

《创世记》1-3章之历史批评法回眸

历史批评法研究《创世记》1-3章,通常以来源批评法、形式批评法、传统-历史批评法,以及编辑批评法等组成。这些方法之间,没有绝然的分野和对立。历史批评法诠释《创世记》1-3章,为读者揭示了两个创造故事。本文批判地回顾了学者对两个创造故事的来源、所使用的场景、传递的过程,以及编修的痕迹等方面的研究,认为尽管历史批评法受到许多质疑和挑战,但它仍然是研究希伯来圣经的基础方法。     

论公共性重建视野下的行政组织变革

在工业社会,人们建立起了官僚制组织从而实现了有效地社会控制。可见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控制导向"的组织,并且在其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形成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模式。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但无法在社会管理中保持其优势地位,反而陷入了"控制悖论"之中,遇到了合法性流失的严重危机。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深层价值分析可以发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形式公共性"追求是产生"控制悖论"的根源。对于官僚制组织的这一"控制悖论",通过技术的改进去加以解决已经走到了极限,因而只有根据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特征去探寻新的替代性组织形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