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英敛之的交往述略

陈垣与英敛之因机缘得以相识后,相知相交近十年。1917年,陈垣在英敛之的鼓励与帮助下,发表了第一篇史学学术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之后,他们开始收集整理并校勘出版了一批明清时期天主教著述。陈垣与英敛之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天主教史学术研究,而且积极投身到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建设中。对于陈垣而言,英敛之已成为影响其一生的重要人物。     

浅析《流沙》中的反讽艺术

反讽是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法,反讽的恰当运用有助于人物刻画,情节发展和主题深化。内拉·拉森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之一。她的作品侧重写混血儿的生存状况及其挣扎历程。在其代表作《流沙》中,拉森熟练运用反讽艺术来进行人物刻画,推进情节发展和深化小说主题。反讽的运用也使得这部小说更有吸引力,更深刻,更令人难忘。     

好德歌

福生于清俭,德生于卑逊,道生于安静,命生于和畅,患生于多欲,祸生于多贪,过生于轻慢,罪生于不仁。戒眼莫视他非,戒日莫论他短,戒念莫入贪淫,戒身莫随恶伴。默,默,默,无限神仙从此得;饶,饶,饶,千灾万祸一齐消;忍,忍,忍,债主冤家从此隐;休,休,休,盖世功名不自由。尊君王,孝父母,礼贤能,奉有德,别贤愚,辨奸邪,恕无识。物顺来勿拒,物既去而不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过而不思。聪明多暗昧,算计失便宜;损人终有失,倚势祸相随。戒之在心,守之在志。为不节而亡家,因不廉而失位。劝君自警于生平,可叹可警而可畏…     

卜弥格《医学的钥匙》探微

波兰籍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是17世纪中医西传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其作品《医学的钥匙》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旨在对这部著作的文章架构与基本内容作出分析并从中管窥卜弥格对中国医学身体知识的认识。其中,卜弥格个人的欧洲古典医学和哲学背景对中医知识的阐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对于中医知识体系内身体知识的解读可归结为三种类型：一是左右二分的身体;二是以圆为图式的身体;三是不断变化的身体。实际上,卜弥格的这三种身体观念是一套兼具中欧两种医学的特点,却又与二者都有差别的一种知识体系。

     

刘蕺山格物致知说析论

虽然蕺山对格物致知有充分的论述,但仍显不够明晰。原来他的格物致知说是由 文本解释和实质解释扭拧而成的。与许多前辈儒者一样,蕺山对《大学》“格物致知”传的下落极为 关切。他认为,格物致知的传文就在古本之内,只是文句有错简。于是他调整了《大学》文本,并对 格物致知作了一番解释。由于这番解释的初衷是为了弥缝《大学》的文本,致使不能与其思想内在 地联系起来,只具文本价值。为把自己的独创性的思想融入《大学》,他又对格物致知作了实质性 解释。他没有认识到他的文本解释与其实质解释是不可兼顾的,将其牵合在一起,强为之说,产生 了许多纠结。将蕺山的格物致知说分解为文本解释和实质解释,有利于理清其思想脉络。     

《帛书易传初探》简介

《帛书易传初探》,廖名春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出版。该书收录了廖名春１９９２年８月至１９９５年９月关于帛书《易传》的１９篇论文和６篇释文,另附首次发表的帛书《易传》的１６张照片。是迄今为止帛书《易传》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因此获得了由东方国际易学研究基金委员会和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联合设立的１９９９年度第一届国际易学龙马奖。 本书分为５编。第一编“帛书《易传》简说”由介绍帛书《易传》（除《系辞》以外）基本内容的４篇论文组成。它们发表于１９９３年８月,是研究帛书《二三子》、《衷》、《要》…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气质人性论

本文深入分析了船山哲学中“气”“质”的关系与“气质之性”的意义。论文指出 ,船山反对使用“性在气质中”的讲法 ,而始终主张的是“气质中之性”的提法。“性在气质中”和“气质中之性”的区别 ,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的区别一样。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了船山与朱子理气观念上的最基本的分别 ,这也是明代中后期思想的共识 ,体现了在经历明中期以来的在“理”的理解方面的“去实体化”的转向以后 。     

为什么要钻研“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北大核心

《求是》杂志2003年第9期,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一文(署名“秋石”,该课题由国家宗教局党组中心学习组集体研究,叶小文执笔,本刊本期已转载)。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加深对“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理解,本刊特辟“理论求索”专栏,约请叶小文同志以答问形式,就《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一文的由来,“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立论基础(包括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和逻辑体系,进行了系统地介绍和阐释,本刊将分期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通过“理论求索”这个平台,踊跃加入到“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学习研究中来,进一步推动宗教理论的学习热潮。     

《吕氏春秋》中的“类”观念及其说理

《吕氏春秋》是一部“杂家”著作,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其中“类”概念也有多重意义。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逻辑学的进路展开,把《吕氏春秋》中的“类”都解释为对类比推理的原则或方法的阐发。这种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却未揭示出《吕氏春秋》“类”观念的特定内涵与作用。因为,一方面《吕氏春秋》“邻类”“类固不必”两个命题中的“类”有特定所指：“邻类”指行动方法与结果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类固不必”则指事物的价值应当依据实际应用效果而非说理规则来评判;另一方面,《吕氏春秋》论说“类”的观念是为了阐发政治伦理主张,对统治者修身、治国等各方面的行动进行劝说。而在说理中必须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局势、被劝说者的文化心理与个人偏好等因素,才能发挥说理的效力。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类比推理来解释《吕氏春秋》中的“类”观念,而应当将对“类”的界说与基于“类”的说理相结合,还原到其思想背景与说理情境中去加以理解。     

从《金刚经》到《华严五教止观》的般若义理的发展——由空到华严三昧

般若,梵语为prajana,意为智慧。般若是诸佛之母,是佛法的核心。般若思想从小乘到大乘经历了逐步的发展过程,小乘主要讲人空法不空,大乘初期讲人、法二空,后期又讲到空有圆融。在中国佛教史的著述中,一般论述般若思想的发展,到中观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论述。同时,人们一般认为《华严经》与《般若经》中的"一切皆空"的理论是有所区别的,《华严经》在说"空"时是有所肯定的[1]。笔者认为,般若